与斯巴达相比，雅典的改革晚了一个多世纪，原因之一是彼时的雅典热衷于向海外开展殖/民运动，其二是当时雅典已有贵族政体存在，只是发展到后期寡头政体不再适合了，因此才需要改革。
盐野七生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来比喻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国家质检的改革之不同，还真是蛮有意思的。在她看来，斯巴达的吕库古改革（严格意义上应该说是宪法）相当于是个人赛，而且后期由于吕库古的点睛之笔，使其改革律条直接上升为了宗教。
而雅典改革则是一场接力赛，分别由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5人团队完成。
今天的阅读部分介绍了前三位改/革家的精彩过程，具体的就不在这里细述了，只挑一个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陶片放逐法” 来聊一聊。
顾名思义，“陶片放逐法” 指的是城邦国家雅典用陶器碎片来代替纸张进行投票，原因自然也有二：一是因为当时造纸的原材料纸莎草要从埃及进口，价格昂贵；二则是因为当时雅典的壶和碟子制造业发达，随之而来的陶器碎片如何处理也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
如此两个因素一结合，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用陶片来替代纸张投票的想法，也算是一举两得吧。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陶片放逐是克里斯提尼的一大发明。决定是否对某人采取陶片放逐时有严格的规定，不同于普通投票。
第一，目的明确，只为决定是否放逐某个人。此人有可能给城邦国家雅典带来危害。
第二，以放逐为目的的投票一年一次。
第三，参加投票的人数不能少于6000人，少于6000人自动流会，投票无效。
第四，票数超过半数，处以当事人流/放国外10年的惩罚。
成为陶片放逐对象的是“可能带来危害的人”，不是“造成危害的人”。
因此，决定是否放逐某人的不是审判官而是公民，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司/法问题，而属于政/治问题。
遭到陶片放逐的人不是罪犯，因此他们的资产不会被没收，家人也可以留在雅典。只是本人在被流放的10年间不得踏入阿提卡地区。其间他可以指定资产管理人，也允许他让管理人给自己送钱。
要凭陶片放逐一个人，至少要有3000名以上雅典公民以“可能带来危害”为由，将其名字刻在陶片上，因此这样的人一定声名显赫。可以说，遭到陶片放逐，意味着这个人是雅典政界的大人物。
只不过任何一种机/制到后期总难免会走样，自然陶片放逐到最后也沦为了排/挤/政/敌的手段。而最后一次陶片放逐则是在公元前 417 年。
·《希腊人的故事》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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