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衰世与西法》一书中读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文字风格。这让我相信，学术确有它的脉络和传承。奥登为叶芝撰写的悼文中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条河到那条河，口耳相传”。学术和学识似乎也有这样的秉性，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势单力薄，却绵延。中文语境中有一个更形象的词语：传衣钵。
《衰世与西法》的作者杨国强，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作者陈旭麓先生的弟子。
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曾这样说过：“旧的生产力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社会理解，也只能找到中世纪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这句话该怎么来理解呢？历史学家讲述一段历史，不单单是翻历史的旧账，还会指出旧账里的面目。在我们观看历史时，不被历史的波澜挡住了视线。所以陈旭麓先生为这上面这句话还准备了下面这一段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内容：
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汇聚在神道观念之下，手执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在这个过程中，愚昧会升华为悲壮。
在讲述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少有人将“愚昧”与“悲壮”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更多的是将“悲壮”本身当作史诗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愚昧”在其中的作用。
历史著述可以用来唤醒记忆与蒙昧，不是用来煽情。当用一种情绪去面对曾经的过往，我们的历史和历史观是不成熟的。我们用历史来形成认识自我的判断，却不应该用历史来豢养自己的情感。即便有，也应该知道“以史为鉴”是用来保持清醒，而不是困在其中。每每读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第十一章“庚子与辛丑”时，我想到的就是如何在历史中面对愚昧。尽管悲壮也被当成勇气的另一种描述，但无谓的牺牲，还是少一点好。
讲述中国近代史的难度，不在于列举了多少事例，而是找到叙述的边界-----读者可以承受的边界。在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边界中，将内与外的不同立场、观念和行动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将矛盾和冲突不再指向一个单一来源，或许能让历史有一个可以回旋的空间，让观看历史的人，也顺带看清楚自己身处的角度，不把自己的情绪当做历史的一部分。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秉持的谨慎和独到，可以在其夹叙夹议的文字中领略到。
在杨国强的《衰世与西法》一书中又可以继续领略这种传承有序的治史风格。
《衰世与西法》依然是从中国近代史出发的。这一段历史的复杂和庞杂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一书的初版序言中是这样看待中国的近代史：
“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恒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变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变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19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18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二千多年。”
“败局”这个词，杨国强忍住了，没说出来。
杨国强在《衰世与西法》一书中是使用的文字风格，要比他的老师陈旭麓先生还复杂一些。相比之下，杨国强走近中国近代史时，是站在老师肩上。当历史处于沉淀和澄清的阶段时，我们才能逐步地走入历史记录的毛细血管中，才能在静止的画面前，看到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看到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左冲右突。在诸多的因果关系中，回溯到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的发生现场。把那些被剥离出来的人、地、时、事复归原位，重组案情。再适时看看当下的我们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什么？
阅读历史著述，常让人有种错觉，那就是以为历史著述能告诉点什么给我们。依我个人的浅见，历史著述在尝试告诉我们之余，我们还得始终要认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历史不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历史从来不是百科全书，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是什么的同时，其实也暗暗表示了历史不是什么。把这两者做区分，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努力的方向，也应该是读者辨析时应有的警惕。正如雷蒙阿隆的观点：“与其说哲学要人们相信什么，不如说哲学要人们怀疑什么”。
一切发生过的，又将再度发生，唯有认出的瞬间值得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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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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