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10

1《人间鲁迅》作者林贤治

鲁迅的成长期：

原生家庭：

家庭条件：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樟寿，他的父亲叫周凤仪。鲁迅家的条件不错，是官宦人家，祖父周福清30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进过翰林院，做过知县。

家道中落： 13岁那年，鲁迅的祖父科场舞弊，东窗事发，周家为营救祖父，再加上为父亲治病，散尽了家财；

为父亲治病，周家请来绍兴城最好的中医。这个老中医，故弄玄虚，居然要用打破了的鼓皮，制成药丸，给病人吃。还要鲁迅去弄一对原配的蟋蟀，来做药引子。这些稀奇古怪的要求，

鲁迅都满足了，可父亲还是死了。这让鲁迅对中医产生怀疑。后来他学了西医，对中医更加不屑。他一辈子批判中医，自己生了病，也绝对不看中医。

父亲去世后，周家分房。亲戚们欺负鲁迅家没了主心骨，给他们的房子又少又差。鲁迅拒绝签字，遭到了长辈的严厉斥责。这强烈地刺激了他的心灵，让他看到了人世的虚伪。

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亲口说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教育经历：

南京求学：从18岁到22岁，鲁迅改名周树人，在南京待了四年。在这期间，鲁迅读了两所学校：南京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也是在南京，鲁迅的思想世界第一次打开，开启他思想的钥匙的，

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从此，鲁迅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

日本留学：1902年3月，22岁的鲁迅考取清政府的公费名额，赴日留学。鲁迅在日本待了7年多，这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有三件事比较重要：

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方文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哲学、文学、科学，无所不包。鲁迅留学的时候，西方重要思想家、科学家的代表作，基本都有了日文版。过了语言关之后，

鲁迅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典。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鲁迅看来，中国正需要书中提到的“超人”，去打破死气沉沉的传统文化，让国人振作起来；

结识许寿裳：

许寿裳比鲁迅小两岁，也是绍兴人。他乡遇故知，加上两个人的性格、爱好相似，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鲁迅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加入光复会、亲近章太炎，都有徐寿裳介入其中；

弃医从文：

在仙台学医时受到刺激，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他要用文艺改造国民性。

具体行动：从医学校退学，带同弟弟周作人到东京，与许寿裳合作；

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收录了俄国和东欧小国的一系列小说，但在日本的尝试并不成功

1909年8月，鲁迅返回中国，他的成长期至此结束。

蛰伏期：

浙江时期：教书办报

在辛亥革命之前，经许寿裳推荐，鲁迅也进入杭州一所师范学堂，教生理卫生课和植物课。一年后，鲁迅回到老家，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绍兴办理报纸，评论时政。但触怒了绍兴革命政府的都督。鲁迅看到社会没有因为革命发生变化，非常失望，于是在许寿裳的介绍下，去往北京；

北京时期：任职教育部

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出任教育部佥事，算是助理级别的职务。当时的教育部，其实是官场的一部分，人人都想往上爬，真心搞教育的没几个。大环境如此，鲁迅也打不起精神。他和许寿裳经常一起吃饭、喝酒、逛琉璃厂。

一个人的时候，鲁迅则转而研读古籍，甚至学起了佛经。

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新青年》与白话文学运动：

《新青年》来京：《新青年》的创办人是陈独秀，原先在上海出版，1917年初，陈独秀受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搬到了北京。

《新青年》的宗旨：介绍西方文明，批判传统文化，唤醒国人，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为此，陈独秀连续刊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文学创作。

第二篇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宣布彻底推翻腐朽的古典文学、贵族文学。

白话文学运动的尴尬：文学革命的理论和口号是有了，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来说话。

铁屋中的呐喊：鲁迅走上白话创作

钱玄同拜访：1917年8月的一天，钱玄同拜访了鲁迅。两人都是留日学生，彼此很熟，钱玄同知道鲁迅有文学天分，想请他写点文章。但此时的鲁迅有些消沉，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有意义吗？他打了个“铁屋子”的比方。

铁屋中的希望：鲁迅说，中国好比一个铁屋子，屋子里的人都睡熟了，不知道自己快要闷死。你把其中一些人叫醒，又没办法打破铁屋子，结果，无非是让那些醒来的人，承受临死前的挣扎和痛苦。

何必呢？还不如在睡梦中死去的好！钱玄同回答：既然有人醒了，就有打破铁屋子的希望啊

鲁迅加盟《新青年》与狂人日记的诞生：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以“鲁迅”的名字，发表文章。鲁，取自母亲的姓氏；迅，寓意飞奔疾驰。

《狂人日记》有着双重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是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鲁迅个人来说，他由此迈入了人生的爆发期。

爆发期：

北京时期：

创作文学作品：据统计，从1918年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鲁迅发表了25篇短篇小说，其中就包括《孔乙己》、《阿Q正传》、《伤逝》和《祝福》这些名篇。这些小说，激烈地批判封建礼教，批判国民性，也揭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伤痛和迷惘，打动了年轻读者。

担任《新青年》编委：当然，鲁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时，《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的方式。7名编委，每人主编一期，依次轮换。作为编委，鲁迅和《新青年》的伙伴们步调一致。他和胡适的关系就特别融洽。

与新文化同仁的分道扬镳：

观念分歧：鲁迅认为，胡适只想走精英路线，他的文章，是给知识精英、政坛高层看的，希望出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对底层社会缺乏同情和了解。相反，鲁迅认为启蒙大众，让大众觉醒才是当务之急。

人事纷争：当时的北京文化界和教育界，可以分成两大群体。第一大群体，包括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这批人年纪比较大，留学的地方，是日本或法国。又因为其中浙江人多，所以这个群体也被称作“浙江系”。另一大群体，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这些人。他们年纪轻，都在欧美留过学，所以又叫“欧美系”。

聚焦点：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

女师大风潮：1923年，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随即邀请鲁迅做兼职教授。北洋政府不喜欢许寿裳，第二年，女师大就换了帅。由性格强硬、作风强悍的女性学者杨荫榆主持校务，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反弹。鲁迅支持学生，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则认为是浙江系鼓动，两人发生论战

“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的卫队，射杀了请愿的学生，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也成了死难者。鲁迅异常愤怒，连续写下《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控诉北洋政府的暴行。这也代表了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但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说，组织者没考虑到极端情况，就带学生去请愿，这太草率了，双方最终决裂。

厦门广州时期：

厦门时期：1926年8月到12月，鲁迅南下，出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一方面是为了躲开原配朱安，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已经发不出工资，鲁迅南下可以解决经济困难；

广州时期：1927年初到1927年9月，鲁迅又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迫害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戒严，抓捕了3000多名共产党人、工人和进步青年。许多中大学生也被抓了。鲁迅提出要营救这些学生，但校方怕惹事，不敢行动。结果，一些学生因此遇害。愤怒之下，鲁迅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

上海时期：

动迁上海的原因：上海有租界，可以躲避国民党的控制，而且上海的文化市场发达，到处是大学、报刊和书店，要养活自己和许广平，靠稿费问题不大。

1927年10月，鲁迅带着许广平，移居上海。由此开启了他的上海时期。一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鲁迅在上海住了整整九年。这也是鲁迅人生的最后九年。经历了革命、背叛，还有文化圈子纷争的鲁迅，其实对一切都看穿了、也失望了。这一时期的他，变得喜欢挖苦讽刺、含沙射影。

鲁迅的心境与创作转向：跟北京时期不同，在文字创作上，他从小说转向了杂文。杂文，是一种短平快的随感和时评文章，写得时候但求犀利，读起来酣畅淋漓。和他这一时期的心境很搭调。鲁迅生前出版过14本杂文集，其中有10本是在上海写的，他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刻薄而有洞察力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靠得就是《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里边的文章。晚年，鲁迅只出过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带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跟杂文的风格比较接近。可以说，上海时期的鲁迅，成了一位杂文家。

鲁迅的两类杂文：

批判国民党当局，批判国民性的实证文章，直指人们不愿面对的痛点；

一些私人性质的论战文章，很能反映鲁迅晚年的心态，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可以极尽刻薄；

感悟：鲁迅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弃医从文，新文化运动，为了革命为了教育民众的思想，带给大家新的文化理念，鲁迅先生鞠躬尽瘁，他的一生是有价值了

是民族的灵魂，我应该学习他的精神，过好自己的日子。

2《白瓷之路》:穿越东西方的朝圣之旅

《白瓷之路》的作者埃德蒙•德瓦尔是世界级陶瓷艺术家、作家，出生于英国

他的瓷器作品以大型装置著称，曾在世界各地许多著名博物馆展出。他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被美国的《纽约客》杂志称赞为“最擅长说器物故事的大师”。

本书记录了德瓦尔的一场瓷器朝圣之旅。这段旅程从中国的景德镇出发，经由德国的德累斯顿，抵达英国的普利茅斯。

通过拜访这三座瓷都，德瓦尔描绘了瓷器从中国传入西方发展演变的辉煌历程。在这个历程中，瓷器是人类在一个速朽的世界里不懈追求的完美对象；

它又好像是一个棱镜，折射出近代中西交流之路上数百年的风云诡谲。

瓷器的原材料是白墩子和高岭土这两种矿物。他们在高温下结合，生成致密无孔的容器。中国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了解了这一切。他们熟练掌握了白墩子和高岭土的不同配比，由此制作出不同的瓷器。

1291年，马可波罗将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由此掀起了整个欧洲对于瓷器的热情。瓷器成了西方王公贵族们争相拥有的珍宝，出现在君王、教皇的财产清册上、外交使节的礼单上。

佛罗伦萨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效。而威尼斯诞生了一个词儿叫“瓷器病”，人们用它来形容贵族们对瓷器那走火入魔一般的朝思暮想。

西方人在痴迷瓷器的同时，也一直在琢磨它的秘方和制作工艺。但是他们的探寻总是充满了玄学的味道，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对来自中国的瓷器如痴如醉，但始终没有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

法国：外交努力终落空

17世纪中期，人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希望可以通过外交的方式拿到瓷器制造的秘方。他派出传教士向康熙大帝介绍西方的知识，希望可以换回大清的工艺，从而实现“宇宙中两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在

“艺术和科学领域一切发明创造”的共享与交流。然而，康熙皇帝尽管勤奋地学习西方的知识，却并没有投桃报李，路易十四的外交努力落了空。

德国：在西方世界率先破解瓷器的奥秘

17世纪末，德国萨克森王国的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斯顿建造了名为“黄金屋”的实验室，研究瓷器的奥秘。一位年迈的数学家契恩豪斯，与一位年轻的炼金术士波特格，在多年的艰苦实验后，终于在1708年烧出了一件真正的瓷器。

德国由此在西方世界率先破解了瓷器的奥秘，也建立了西方第一座瓷厂。

英国：让瓷器工艺传遍世界

18世纪初，英国人威廉•库克沃西在康沃尔郡找到了白墩子和高岭土这两种矿物，并在1768年烧制出英国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瓷器。由此，瓷器工艺传遍整个西方世界。

在成功地破解了瓷器之谜后，西方人再造和拓展了瓷器，赋予这种美丽的器物新的内涵：

以韦奇伍德为代表的英国陶瓷商人，推动了瓷器的大工业化和商品化；

德国纳粹阿拉克瓷器制造厂的艺术品，代表了瓷塑的最高水平；

西方人对于白瓷的情有独钟，也拓宽了瓷器在色彩上的审美。

感悟：西方对于瓷器的探索和追求精神超乎我的想象，可以说他们是狂热的，从侧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制作工艺的精良，超越西方几千年，陶瓷最早出现东汉时期，是我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瑰宝，作为当代的青年应该

继承优良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古人的工匠精神，创造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