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吃茶去来自听筝读诗00:0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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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北平中学讲“吃茶”，——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我没工夫去听，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英文译作“Teaism"，而且一定说得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在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关于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不必再来多嘴，我现在所想说的，只是我个人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Gissing)的《草堂随笔》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之那饮茶以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素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确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地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喝茶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了饭馆之流，之在乡村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清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饽饽”，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但那优雅的型色，相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如各色“羊羹”（据上田恭辅氏考据，说是处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尤有特殊的风味。江南的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倌”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在南京时常食此品，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虽也曾尝试，却已忘记，所记得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罄，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
节选自：
《雨天的书》
- 关于作者 -
周作人
（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
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一百三十余年前的今天，周作人降生于浙江绍兴的周家，一个并不富足的官僚地主家。
周作人降生之前，周家已有一位长子；周作人降生之后，周家添了一位幼子。
后来，那位长子成了人尽皆知的鲁迅；再后来，周作人成了人人皆知的：鲁迅的弟弟。
然而，作为鲁迅的弟弟，他的成绩远不止成了周家二公子那么简单。
1901年，周作人挥别故乡私塾——三味书屋，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新学的风潮，让他有了很好的英文基础，6年后考取官费生，远赴东洋，与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一同留学。
远赴日本求学的他恶补知识，苦学日语、希腊语，攻读海军技术、土木工程，甚至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911年，他学成归国，教书育人。
最初回过的1920年代，周作人异常活跃，广泛参与社会活动。
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和鲁迅所向披靡的“战斗杂文”。
周作人在檄文中，击中要害，揭露了“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叫局”（暗指：女学生做三陪女）的私事。此文一出，陈西滢，狼狈十分。
可后来，那个“满口柴胡”的周作人，完完全全变了模样。
1930年代后，他诸事闭口不言。周氏兄弟的失和，周作人的转变，都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大谜题。
转变的过程中，周作人得了一场重病。疗养的时间，他感觉到生命一点一滴的流逝，写下了这样的诗：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周作人传》的作者钱理群教授很重视这次生病，他认为这一病，成为了周作人生命关键转折点。
这一病后，周作人创作了一篇文章《胜业》。文章很短，但心性大变。在《胜业》中，周作人称“各人各有胜业”，并且参透地发出诘问：
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语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
年近不惑的周作人，历经家国劫难、病魔侵袭，找到佛语所言的“胜业”，如他所言，要“弃暗投明”。
他掷地有声地甩下一句：
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
此语一出，四座愕然。
从那之后，周作人就自觉地与现实功利保持距离，成为了有别于左翼领袖、大哥鲁迅的另一脉和另一派。自此，一位喝过多年洋墨水的激进分子，从一个点燃理想的启蒙者、导师的位置退却，一步一步退到书斋，退到案前——开启《闭门读书论》，开启《喝茶》《谈酒》的审美生涯。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谜，谜底不知是否藏于《知堂文集》。
为了解开谜团，我特意摘抄了周作人写下的一篇短文《知堂说》，以飨诸位：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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