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短命盖由多事。开国皇帝司马炎陆续消灭三国，一统天下后，仅做了十年皇帝，于公元290年病逝，次年就爆发了号称“八王之乱”的内乱，共历时16年（291～306），发生在那位“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在位时期。先后有十几位宗室王涉入其中，其核心人物为皇后贾南风（贾后）和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
这段历史比较混乱，初读晋史鲜有不眼花缭乱者。争权夺利达到如此地步，手段之阴险酷毒，全然不顾叔侄兄弟关系，昨日盟友今朝仇敌，也是中国历史上之一大观。
发生的往事因为太遥远了，少有人去探究前因后果。我不过是本着“以史为鉴”的出发点，聊为梳理，备作参考。
这十六年动乱称为“政变”是无疑的。前人也一般将其区分为两个阶段：前为贾后二王之乱，后为六王之乱。权欲熏心的贾后先是诱骗楚王司马玮除掉了先帝司马炎留下的两个辅政大臣太傅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再以假传圣旨擅杀大臣的罪名杀了楚王玮，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达到自己独揽大权的目的。这毕竟只是小范围的宫廷政变，对全国没有太大影响，国力未有大衰弱。
大约过了八年，虽然时有流民反叛，朝廷还算和平。贾后逐一消除异己势力，又打起了接班人的主意。设计诬陷太子谋反并废除之，拿妹夫之子冒充自己孩子作接班人培养，想把权力逐渐过渡到贾氏家族。这时赵王司马伦首先跳出来了。他在孙秀的谋划下静待贾后杀了废太子后，以给太子报仇为名矫诏收捕贾后，独揽大权，次年（301）逼退惠帝，篡夺帝位。其为人庸劣猥琐，政出小人，居然还动了削藩的心思，引起诸王极大不满。
于是以讨逆为名，冏、颙、颖三王率先起兵，联合各地诸王，进攻首都洛阳，军阀混战模式正式开启。
同年王师败绩，惠帝复位，司马伦被杀，齐王司马冏以首功赢得大权。可惜他并未吸取教训，骄奢淫逸，中外又大为失望。
此时河间王司马颙以受密诏为由，用李含之计，令留守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诛杀司马冏，两虎相争，以为乂必为冏所灭，再与颖同起兵攻冏。神武勇猛的司马乂通过宫廷政变居然杀掉了冏，出乎颙的意料之外。
司马乂的出现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宗室中他称得上是一股清流，不仅“虚心下士，甚有名誉”，还具有匡扶天下的志气和英才。他政变成功消灭司马冏势力，掌握大权还很谦虚，大有整顿朝纲的新气象，却遭到心存嫉妒的颙、颖二王连兵攻击。洛阳城围期间他不忘尽礼节侍奉皇帝，全军上下也很齐心，皆愿效死，可见其得将士心。
事情偏偏在关键时起了变数，在洛阳的司马越害怕孤城不守，起了动摇心，暗中与殿中将领收捕司马乂押送金墉城，并出卖给颙部将张方。司马乂惨遭烧死，其冤痛之声远近闻之，三军无不为之垂涕。
司马乂功败垂成，令后人遗憾不已。房玄龄等著《晋书》赞他“落落标壮夫之气”“凛凛怀烈士之风”，说他是壮夫，是烈士。看他前后行事，可圈可点处甚多，并无大的过错。他若未败，或许会是西晋中兴之主，历史也将改写。
此后两年混战主角成了颙、颖、越三王。司马越利用了鲜卑、乌桓的力量，又得到地方将领支持，最终胜出，总揽朝政。向来请神容易送神难，司马越请进来的胡人很快成了祸害。两年前司马颖想利用匈奴刘渊未成，反而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模式。此时刘渊部将石勒疯狂进攻西晋，司马越被迫出征，本是讨胡，却一路同时被西晋地方将领和胡人夹攻，最终愁死在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棺材返途之中还遭到石勒拦截，随军的王公士庶十万人尽死于刀下。石勒将司马越焚尸，宣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结局就是这般不堪。
以上粗略回顾八王之乱的全过程。其造成的巨大破坏自不待言。西晋王朝因此被毁灭，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200多年的大分裂时代。
这场大动乱的一大特征便是一场接一场的政变。先后有杨骏政变、贾后政变、司马伦政变、司马冏政变、司马乂政变、司马越政变等。
据说林彪在文革之初总结出“政变经”，认为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舆论，抓笔杆子；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两结合，两手都要抓。这个总结应该是对的。从八王们反复政变看得出，确实把这“两杆子”运用得登峰造极。
在王朝的政治斗争中，皇帝向来是一张王牌。曹操就曾经“奉天子以讨不臣”，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皇帝拉下水，直接参与政变，就使一切都变得合理合法。可怜的晋惠帝就这样在动乱中数次被挟持，东奔西走。司马乂曾载着惠帝击败了司马冏，后又奉惠帝一起抗击围城诸军。
如果请不到皇帝这尊神，使用诏书也不错，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政变者往往假传诏书，或是谎称受密诏、口谕，在舆论上把政敌置于“公敌”的地位。太傅杨骏是第一个篡改诏书的人，把司马炎定下的辅政大臣司马亮逐出洛阳，自己独揽大权。贾后是个伪造诏书的老手，诛杀了亮、玮二王和杨骏、卫瓘等重臣。司马伦伪造诏书抓了贾后。司马颙部将李含谎称受密诏劝颙诛冏，司马越出卖乂时也是伪造诏书抓了乂，等等，不一而足。
诏书是个权威，对舆论有极大导向作用。政变者懂得这个理，因此一次次地用假权威来迷惑朝中大臣和下级军官，成其奸计。等到真相大白时，死人不可复生，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了。
除了伪造诏书，往往同时还通过传播谣言来影响舆论。长沙王司马乂应该是受到了恶毒谣言之害。史载他开始掌权时洛阳就有“草木萌芽杀长沙”的谣谚，他后来刚好是被杀于“草木萌芽”的正月，据说是应了这个谣谚，仿佛是天命注定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揣测应是他的政敌颙、颖二王散播出来的，以瓦解其守城军心。可惜他的死刚好达到了恶毒谣言的目的！
林彪对政变的研究似乎并未特别强调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密谋。严格意义上的政变，必须万分保密，知情者越少越好。关键时刻不能犹豫不决、怀抱幻想，否则必遭失败。八王之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从防止政变的角度来说，只有杜绝少数人的专制独裁，行民主大道，才能根本解决这个千古难题。
（长沙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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