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叫老奶奶的，只有一个老人。她和我没有血缘，但是我亲奶奶之外惟一的奶奶。
从前，爷爷一家人住在一座院子里，座北朝南六间房子，西边两间耳房，东边是猪圈、牛棚。爸爸是老大，先成了家，下面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老奶奶就住在耳房里。说是耳房，面积比正房稍小。1970年代的农村，梁上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窗上没有玻璃，糊的是窗户纸。印象中永远是黑糊糊、灰突突的。
耳房中有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进门一个锅台，只记得老奶奶在里面转来转去。
甚至连老奶奶的面目，在我印象里也是一片模糊，只剩下幽灵一样的影子：灰白色的对襟褂子、灰白色的宽宽大大的裤子，小小的、瘦瘦的脸，头上一个抓髻，弯弯的腰，最难忘的是一对小脚，象两只裹在布里的楔子，在地上一戳一戳地走，走一步，点一下头，好像当地人所说的“溜母鸡”。
据后来父亲回忆，老奶奶似乎和我们家不是什么很近的血缘，是古道热肠的爷爷收留的什么人，辈份比爷爷要高一辈，我们自然要喊老奶奶。家里人都很尊重她。但是农村人的尊重很朴实，不会按时按令地嘘寒问暖，就是做了好吃的送一点，过年进门高喊 一句“老奶奶，过年好！”。但是每逢我们这些猴孩子对老人犯坏，都会惹来大人一阵怒吼，就知道，对老奶奶要放尊重一些，不得胡来。
乡村的院子很大，风进得、雨进得、鸡进得、鸭进得，孩子们也进得。院子靠墙根栽着一长溜树，院中心偏东种着一棵甜石榴树，春天里开出白中透着淡黄色的花，秋天结满歪嘴豁牙、甜甜的石榴。满院子印着鸡脚的梅花印、鸭脚的扇面印，流放着我们无处安放的童年的呐喊。
大大的院子里，老奶奶似乎很自制，活动范围不出耳房及周边三五米。她走起来不快，手里常拿着一只瓢去水井边舀水，或者拐着一只篮子，一戳一戳的身影始终印在我的脑海。
孩子都是猴儿性，越是大人不让胡闹的地方，越是好奇。我们往往趁着老奶奶在院子里一戳一戳走着的时候，迅速扒住门框往里瞧一眼，或者嗖地在那屋里环绕一遍，算是浪游，抑或是侦查，然后又嘻笑着飞开了。
在那个饥饿年代，好吃的是孩子们潜意识里搜索的主要目标。但是老奶奶家里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好吃的。偶尔一有点儿好吃的，就会招呼我们拿出来，像喂小鸡一般，一人一粒，我们接过来，一把塞进嘴里，又象麻雀一样，一哄而散了。
甜石榴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石榴籽儿吃了一年又一年。老奶奶是我童年小书里的一帧插图、一幅小花，或者只是一道若有若无的折痕，仿佛从来不曾年轻，也不曾离去。
后来，我转到县城读小学。后来，爷爷家彻底分家，大家庭分崩离析。岁月的裂缝好大好深，关于老奶奶的下落，竟然一丝一毫的记忆也没有。只是记得一个白发抓髻、弓腰小脚的老太太，拐着一个篮子，一戳一戳地走着，走着。
漫长的人生岁月，走过的人很多很多，这个几乎位于我人生开始的老人，这个位于我人生最边缘的老人的身影，不知为何，固执地如水印一般，占据着我脑海的一角。
老奶奶，愿您在那个世界，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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