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六：不要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传习录》一三六：不要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末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埋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所谓“仰之弥高”，是我们以敬服心态看人时，自我们原本己觉察到的高明处看过去，往往能觉察到别的更加精妙的高明来。

今天，我们读王阳明写给顾东桥的信，首先看到的是他针对顾东桥提问的高明作答，沿着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们渐渐领悟到这个高明作答的系统与严谨，紧接着，我们会发现书信中引用顾东桥来信内容总是只言片语，而针对顾东桥只言片语的回应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细的——隐隐然我们会恍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在解决顾东桥的疑问，分明是在表达王阳明自己的心声。再进一步去体察，我们会发现，王阳明那里是在同顾东桥会当世弟子对话，分明是在和千秋万代后的我们对话。大概，这便是圣贤与经典带给我们的“仰之弥高”之感。

你来信说：“人的心体原本没有不澄澈清明的，只是受到气质的局限和物欲的蒙蔽，很少不陷入昏晦的。如果不通过学、问、思、辨来明识天下之理，那么善恶的区别，真假的本来面目，便无法自觉、明察，如果一味纵情肆意行事，其间的危害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这段话的说法似是而非，是承袭了朱熹等人从前旧说弊端的，不能不加以讨论、辨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着学的，没有只为学而不实践印证的学习者。比如说到学习孝，就必然有服侍奉养、切己躬行孝的实行，才能称得上是学习过孝，难道单凭听听说说，就可以算是学孝了？学习射箭则必然是要落实张弓搭箭，满弓中靶的；学习书法则必然是要实行铺纸握笔、排简挥毫的。尽观天下的为学者，没有不具体实行而可以算作是学的，由此可见为学一开始便已经是实行了。笃，就是敦实笃厚的意思，已经实行的，再强调个“笃”就是要更加敦实笃厚地实行，持之以恒用功的意思。博学不可能不产生疑问，于是就有了问题，问问题也就是学，也就是实行；为问题寻求答案时不可能不产生疑难，于是就有了思考，思考就是学，也就是实行；思考过程中不可能不产生疑问，因此就有了分辨，分辨也就是学，也就是实行。能够明辨，能够慎思，能够审问，博学也就不在话下了，又能够持之以恒下功夫的话，便算得上是笃行了。并不是说只有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后，才能开始付诸实行。因此我们就能够成就其事而言对之冠名为“博学”，就其能够解决困惑而言对之冠名为“审问”，就其能够圆通其说而言对之冠名为“慎思”，就其能够精微体察而言对之冠名为“明辨”，就其能够持之以恒踏实做事而言对之冠名为“笃行”。从分析为学功夫而言这些功夫有五个方面，综合起来从为学角度看只是为学一件事而已。这就是我所说的心与理同为一体，知与行并进的方法。也是之所以与笃信朱熹先生说法的人不同的地方，区别正在于此。

现在你只讲学、问、思、辨来穷尽天下之道，却不讨论“笃行”。这样做是只把学、问、思、辨当作知，并认为以知穷理可以无行。天下哪有脱离实行的学问？哪里有不实行便可以穷理的道理？程颢先生说：“只穷理，便尽性至命”——只要穷尽事物的理就可以使本性充分发挥进而达到所知之天命。因此一定要在实行中发挥仁到极致，才能算是穷尽了仁的道理；在实行中发挥义到极致，才能算是穷尽了义的道理。只有发挥仁到了极致才算是尽仁之性，发挥义到了极致才算是尽义之性。未曾实行，就自诩通过学，已经到了穷尽天理的地步，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因此知道了不去实行不能叫作为学，知道了不去实行当然也不能算穷尽天理。懂得了不通过实行就不能穷尽天理的道理，也就懂得了知行合一并进，懂得了知和行不能分成两件事情去看。

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我们的心之外，而又一定要绕开心讨论穷尽天下的事理，这是以良知尚未完全充满我们的本心为恐慌，而一定要向外寻求广大天地间的事物来填充和弥补以求获得心理安慰。这就仍然是把心与理分成两件事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为学功夫，即便是困之勉行，能够“人一能之己百之”地努力实行，功夫扩充到极致，充分发挥本性达到知天命的地步，也不过是实现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而已。除了良知，难道还需要在外面添加分毫吗？如今一定要说穷尽天下事物之理，却不知道反过来求诸内心，那么所谓的善恶的根源、真假的辨别，离开我们心中的良知，又将怎样体会省察呢？你所说的“气拘物蔽”，正是被这一点所拘所蔽。如今想要除去这些掩蔽，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下功夫，却想要向外寻求，这就像眼睛看不见光明的人，不去服药调理治疗他的眼睛，却徒然盲目地向自身之外寻求看到光明的方法，眼睛看到光明的功能怎么能从外界寻得呢？至于任情恣意的害处，也是因为不能精微体察天理于自心良知而已。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能不加以明察分辨，你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法太过苛刻。

人之所以为学，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生中遇到的问题，说到底学是为了实行。

人生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源自事物在我们内心的反映。正如王阳明所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为学既然是为了解决人生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便一定绕不过我们的本心。丢开本心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丢开本心向外去求事理、天理，本身就是一种迷失。

人常常因为走得太久，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为学不能忘了解决人生所遇问题，不能忘记实行。而解决人生所遇问题，不能绕开本心。

不要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这或许才是为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