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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内在原因：
民主制度的绩效，关键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规范。民主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规定。
意大利经验的三个教益：(a1——B——a2)
1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
2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
3制度历史大多发展得缓慢。
1.
：制度绩效的研究（导论）
制度绩效的含义
制度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工具。
制度绩效的概念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治理模型上：
社会的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实施
本书概要：
而在Making Democracy Work当中，显然，那个关键主角不是民主、不是社会资本，而是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翻译成制度绩效？）
具体来说，则是：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of creating strong, responsive, effectiv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建立强大、有效且对民意反应迅速的民主代议机构的条件是什么？）所谓“让民主运转起来”，也即考察民主代议机构，或者说，民主国家中的政府能力。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都会反复强调，在任何一部研究著作或一篇研究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因变量，也即“你想解释的问题是什么”。）
同样的中央资金提供，为什么一些地区政府表现良好，而一些的绩效则差强人意？（重要的透视，检索出因变量的关键）
Putnam想要解释的重点是institution或者说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他的理论视野也定位在institution的文献脉络当中。
全书的进路正如导论所援引的制度学派两条路径那样：制度影响文化，以及制度被历史和传统所型塑。而本书的论点，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良好的公民组织/信任/社会资本对政府的绩效有极大的影响，而这又是被历史带来的公民传统所型塑的。
社会科学不想停留于感觉，或是几个零碎的证据，而希望首先定义、深化其概念，然后进行“系统化”的“测量”。
（这是总原则，具体展开为5点）具体到本书当中：
1首先定义并讨论了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2然后展现制度改革如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文化；
3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测量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的指标；
4再用社会资本/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来解释为何意大利南北部有如此巨大的制度绩效差异；
5最后再来解释为何两者的公民组织状况有所不同。
如果要简单化来讲的话，就是：
2 political culture <- 1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 social capital <- civic tradition。
而本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为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民主理论者贡献了social capital这一变量；
并且提出了社会资本有效运作的前提——civic tradition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不想停留于感觉，或是几个零碎的证据，而希望首先定义、深化其概念，然后进行“系统化”的“测量”。
第二章 深化核心概念（一分为二）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不仅仅之民众建议得以表达，政府能够回应诉求(responsive)，解决争端和政府的达到共识，而是指effective政府必须达到一系列目标做到一系列事情，比如提供医疗教育安全等公共品，控制通胀，保持就业率之类。
第三章 测量出指标（从二点的宏观抽象的概念——微观具体的现实）
在此基础上，Putnam提出了三个维度十二个指标来系统化地测量制度绩效：policy process（着重于政府的稳定、预算的效率和搜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policy announcement（着重于政府立法和制订政策的完备性和有效性）； policy implementation（着重于考察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政府科层制内部的效率）。
第四章：解释指标反映出的差异（统一供给条件下为何有不同效果？）
通过指标系统化地测量出意大利北部州政府绩效显著地高于南部州政府绩效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去解释这一差异。社会科学一般的做法是，通过理论文献或是经验材料等等提出若干个用来解释因变量的假设，然后排除竞争性假设之后，用数据证明自己新提出的假设最给力。Putnam说，的确，北部州普遍比南部州更加富裕、发达，那么制度绩效的差异为什么不能说是社会经济水平所带来的？这当中可以看到，南部州内部也有差异，Cl州比Mo州和Ba州更加富裕，但后两者政府的表现明显比前者好，因此，社会经济水平是不足以解释不同州政府不同的制度绩效的。Putnam自己提出的解释变量自然是civic community或者说civicness，具体来说，是公民横向之间网络的稠密程度，以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信任），而具体的测量指标是：全民公决投票率；特殊投票率（即指示庇护关系，负相关）；报纸阅读率；以及社团、俱乐部一类公民组织，这构成了Putnam所说的civic community index。
二十个州的Civic Community Index与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构成了一个漂亮的正相关，完美地证明了Putnam的论断：北部比南部的制度绩效更强，得益于他们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性。对此，Putnam还对其进一步的意涵用更多的数据和相关关系进行交叉检验和阐发。例如，Putnam用另一套指标测量人们的诚实、信任、守法程度，证明civic community index有显著正相关。公民性越强，公民横向之间的网络越稠密，也就意味着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公共”的，而非“庇护主义”的，政治领袖不是通过私人关系和给予好处建立权威，人们也不是通过公关政治家来获得公共品。通过对于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不同轮次的抽样调查，两边cross-check，南部的庇护关系和clientelism比北部更强大，而数据证实，纵向的庇护关系和横向的公民组织是此消彼长的。Clientelism越强，人的无力感（index of powerlessness）越显著；Civic community越强，人们的满意度则越高。
集体行动的困境：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的堂吉诃德式前提，没有互相信任行不通，很可悲但是是合理的。在一个存在囚徒困境的社会里，合作性共同体将使得理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
自愿性的合作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存在：
社会资本的存量（信任、规范、网络=自我增强性，可累积性）；
合作的共同体（社会资本）的形成规律——（信任——普遍的互惠是一个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短期利他，长期利己——不断重复，往规范发展——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相关联:
拒绝共同体的风险所在：
1投机者的风险：损失目前参与的交易所期望的收益+未来的收益=参与网络增加了公民欺骗的潜在成本；
2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3促进了交往，促进了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4体现以往合作的成功文化模板，未来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
5垂直网络（倾斜的友谊）没有横向网络（平等）可靠。
普遍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横向平等），鼓励了社会信任和合作，因为他们减少了背叛的动力，减少了不确定性。为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模式。
a互惠的规范（内）+ b公民的参与网络（外）= 每个人用更少的物质成本干完自己的活，共同体取得更大成就。这是公民共同体的深化理解，从而不同的制度绩效就有不同体现，与共同体的程度高低正相关。
a互惠规范：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靠模式、社会化比如教育、惩罚来维系）
b公民参与网络:社会信任水平（降低成本，促进合作）——合作水平（也会促进信任）——社会发展水平
《让民主运转起来》里，通过比较意大利南北同时的制度改革，并且比较相差悬殊的制度绩效。旨在说明，社会资本是两者之间最具有相关性的变量。社会资本在此具体表现为公民精神，是公民精神上的差异导致了民主绩效的差异。
那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南北有不一样的公民精神？
帕特南的回答是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答案，南方是诺曼王朝的独裁制，强调极权统治，公民精神薄弱；北方是自治城邦，所积累的社会组织更多。
而要更深层次的回答其形成的内在机理，那就是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其是若何形成的。专制社会的博弈，自上而下是庇护-依赖型的垂直网络，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信息资源不会横向流动，上级可以惩罚下级，但是上级背叛了下级，政府背信弃义，下级不可能同样惩罚上级。因此，南方在这样的专制博弈结构里，依附、谄媚、剥削、猜疑，占据了人们的思想，信息的不对称，互不信任，从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具体到心理因素层面，作为合作基础的平等与互惠，互惠原理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很多人就利用这一点，比如社会心理学大师西奥迪尼的《影响力》中，卖保险的一般都会先送你花再给你推销，食品店一般都会有试吃品，客户不知不觉就会掏钱，他们的销售业绩大大提升。互惠是人的本能，不想欠别人的（赊账单），而能给别人好处，再提要求，双方的合作就很顺畅。相反，专制、压迫、剥削等恶性环境因素的干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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