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非理性之所以一直被重视，就是理性似乎被人们赞颂，非理性就是“暴力”的代名词，似乎理所应当的受到唾弃！
——题记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诸葛亮集》、《三国志》、《诸葛孔明全集》)
上面这段话是我们中原王朝一直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宋代，中原王朝开始“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
当然，囿于当时的生产力，特别是土司所辖地区大都山高林密，“改土归流”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宋代虽然也进行改土归流，但成效不大。
明朝有改土归流的需求——一个大藤峡起义从洪武年间一直延续到天启年间，历时250多年。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派韩雍率兵十六万对大藤峡农民军的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最终攻破了四个山寨，起义军被迫撤退。
此外，朝廷利用广西不产盐的现状对大藤峡地区进行食盐禁运，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从侧面起到了瓦解大藤峡起义的作用。看来，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依靠经济手段。
当然，改土归流政策执行最好的是清代，解决了很多土司。特别是雍正皇帝。只是新中国建立后，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认为改土归流极大侵犯了当地民众的利益。
改土归流政策没有被正视，当然，今天也不用去处心积虑的解决“改土归流”，现如今，我们国家在民族地区执行区域自治，在行政司法驻军等方面，只有行政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很大”也只是针对于司法和驻军方面说的。其实民族融合成为必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我们的经济强大了，向心力就强大。
在历史上，土司制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汉地十八省中，湖北恩施地区可以算腹心之地，可有土家族土司存在，直到民国时期还事实上存在。
到了新中国才真正销声匿迹，在四川省还有大量土司的存在，我们中原王朝解决这些土司秉承诸葛亮的“不留人不留兵”，造成土司一直存在。
到了清代，在制度上解决了土司，当然边远地区土司还是存在，到了新中国，在文革时期才得以最终消灭。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开拓精神，或是付出精神的萎缩，没有魄力解决。最终到了新中国，还有这种制度的尾巴。当然，今天是彻底消除。
放眼我们周边，我们仍旧危机四伏——国家还没有统一，我们需要魄力——一种破釜沉舟的魄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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