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边陲有一盆地,四周被崇山峻岭围绕。境内有岷、泸、雒、巴四大河流,因而得名四川!李白有险诗曰: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一)
苏门虽算不上巨阀,但也是眉山当地著名的乡绅人家。苏洵年少放荡不学,二十五岁方知读书。
洵有二子,苏轼与苏辙。为何取名轼、辙。苏洵在《名二子说》中曾勉励道: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知道苏轼天资聪颖,从小胸有大志,梦想成为范滂那样捍卫真理的巨人。苏洵希望儿子能“若无所为”,避免吃亏。
宋代立国以来,为了防止军人悍怒生变,维护世代君主,因而奉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举国上下皆以好学为荣。执政大臣皆为科第出身。可以说,宋是一个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国。因此,对于读书的知识分子来讲,考取功名入仕途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但这种长期追求辞藻华丽的文风,使得文字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反而是文人“炫技”的方法——华而不实。因而欧阳修力求正文风之道,摒诡怪陋习。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谢欧阳内翰启》
苏轼参省试,所考科目为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据说苏轼在场中“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同考者都以为他是天才。的确,苏轼那种骋其健笔的自信感,别说是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同考者,我们现在看了都得上头。据说,王珪还秘密珍藏着苏轼当年论与策的两份原稿。
由于是糊名弥封的卷子,欧阳修以为是曾巩的作品,怕被人戳脊梁骨,抑置第二。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
苏轼经过后面的考试,最终夺得榜眼。欧阳修感慨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等到她的两个儿子登了第,母亲程夫人便撒手人寰。
苏洵最大的特点是其自尊心出奇得强,虽然朝廷再三下了召命,但苏洵反复求辞。尤其朝廷“试而后用”的方法嗤之以鼻。
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穷。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
——《寄梅尧臣书》
的确,我们设身处地去想想,苏洵历经少时荒度,中年奋起。忙活了大半辈子,虽把轼、辙二字培养为人中龙凤,但这个代价是时光飞逝,自己成为了老翁,阴阳相隔,发妻已然亡故!朝廷的“试而再用”显然是对其才华的不确定,将他与其余众人一同对待。不怪他发出“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的慨叹。然而,时年二十四的苏轼才刚刚认识这个世界,想和朋友宋君那样,不困于深山,超越小溪,愤然跃起,纵知有江湖,毅然奔往大江大海!
宋 苏洵 道中帖
服完丧后,苏氏一门举家入京。因欧阳修力荐苏轼参加制科之试,苏轼也不免担心起来。因为制科是天子特诏才举行的特试,需要大臣奏荐,天子亲自策问和拔擢,隆重程度一目了然。且出身制科的人,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其难度自然更加几等。而且难就难在“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
我们俗知的“六科取士”,实为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帏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
果然,轼、辙二人天命不凡,这次制科四人选录其三,兄弟二人皆在其中。三苏父子从此震动京师!
(二)
几年后,在郑州城里的破晓朦胧中,兄弟二人因任职不同,从此结束自儿时起就形影不离的时光,看到远走的清瘦少年,苏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从此兄弟俩都没有忘记当年在怀远驿所做的“风雨对床”的约定,往后四十年间一直如此!的确,笔者也有同胞骨肉,对于世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的兄弟情谊,在此,与苏轼感同身受!
宋 苏轼 宝月帖
苏轼初任凤翔府签判,虽然他意识到西夏连年对陕甘地区的骚扰使国家仍未恢复元气。但任职之初,恰逢新年,苏轼得空游历凤翔周围的名胜古迹。孔庙、开元寺都留下他的足迹。知道老苏喜爱书画,甚至还给老苏搞到了吴道子的真迹。可见苏轼一片热忱的孝子心。凤翔的仕途生活也并非皆如人意,苏轼常常去瞻仰开元寺东塔院王维的壁画。壁画上的僧人被一烛残影照的忽闪忽现。元宵之夜,人们都团圆欢度佳节。苏轼不能侍奉父亲的哀痛,与胞弟相隔异地的寂寞,都在此涌上心头。只有名人墨客留下的笔墨能与他心灵相通。自此,他便有了更高的领悟!
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
经历几年蹩脚的仕途,苏轼在治平二年返京,与父亲和弟弟团聚。虽因韩琦的阻拦,没有破格召入翰林。但在召试学士院的过程中,仍以一篇《孔子从先进论》,一篇《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取得最高分入选,最后得以殿中丞直史馆,仕途终于明亮起来!
可命运如碧波上的一片孤叶,又怎会一帆风顺?起起伏伏乃人生常态!夫人王弗的突然离世让苏轼悲痛不已。客观来说,王弗身上的谨言慎行是对苏轼的补充,苏轼对她也是百般依赖。从那篇千古文章《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对妻子爱得深切,让人动容!
可仅仅十一个月后,父亲苏洵也因病逝世。一舟两棺,苏轼与苏辙二人扶着灵柩,护丧还乡,自汴入淮,溯江而上。其凄惨的情景,想想不免唏嘘!
后来,王安石变法,苏轼被闲置,官职只不过是官方词章的撰制而已。
王安石变法也为后来的党争埋下了祸端。由于苏轼反对法家的做法,且其文章又具有强大的煽动力量。所以,在王安石的眼里,苏轼就是司马光手底下的军师,是个可恶的幕僚。在取士这个问题上,王安石也独道专行,用自己所驯释的《三经新义》来取士。这相当把《三经新义》这本书当作国家指定的参考教材。天下举子无不为了功名专门研究这本书。而对于其他史书,则一概不知。甚至出现“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的荒谬言论。可见,这种取士方法已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开明识器。
与苏轼追求事实的观念相比,王安石喜欢钻牛角尖般思考,进而得出新的学说观点,有好穿凿的毛病。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说以解之,是以其学多说。——《东坡志林》
我们当然鼓励思考,但这种已经预设前提的思考,实在不敢恭维。思考本身就是探索求真的过程,是单向的发展结果。而非已经预见结果,再去反推过程。
据传,王安石曾问苏轼“鸠何以从九”,苏轼开他玩笑道:“鸤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王安石说:“波者,水之皮。”苏轼听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又一则说,荆公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安石说:“以西在方域主杀伐。”接着说了一大篇理由。其时另一人说:“霸从雨,不从西也。”安石又随口答道:“为时雨之化耳。”其无定论而好强辩也如此。
苏轼从群众中来,深知当时的民生之苦,他不愿对阿谀奉承的人低头,即使是对神宗皇帝,也敢称:
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
这般杀头的谏言。
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
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宋 王素 才德帖
正是这般无遮无掩的言论,一次次引来祸患,贩卖私盐、结党营私......虽然苏轼身正不怕影子斜,但还是近不得神宗的身旁。王安石又怎么可能把反对派苏轼接到身边对抗!
结怨过李定、对抗过王安石、逃过谢景温的诬告后,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自凤翔从政十年后,苏轼虽从蜀地跃起,不困于深山,不困于溪流,但十年已经让他认识到,虽然自己已经身处年少向往的大江大海,但自己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却一次次让自己幻灭。但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虽有“知”无“遇”,但事物各有遇有不遇,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被埋没!
不久,轼、辙兄弟一同拜见欧阳修。欧阳修一生历经风雨,不遗余力提携后辈。却屡遭门生蜚语。此后一年,欧阳修忧然病逝于颍州。苏轼从中感悟良多,想着自己正值壮年,不应把经历全然放在党派斗争,政治逐利上。他像一个醉酒的人,虽然连跌跟头,但幸好没受多大的伤害,也终然醒悟!
(三)
入职杭州,总绕不过西湖。据说苏轼以前,西湖本没有定称。金牛湖、明圣湖、石函湖、放生湖......都曾是她的名称。至苏轼,一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从此奠定西湖的名称!苏轼这头不当立仗马的麋鹿也迷上了城市山林之乐。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在杭州,虽不是大隐于山林,但也算中隐于湖水。西湖除了山水之美,僧寺更是闻名全国。苏轼常常遍历寺院,与众多僧侣结为挚友。苏轼或许,僧侣身上的朴素是苏轼向往的,远离政治沉浮所孕育的智慧,是苏轼所追求的。
苏轼本不信神。就像下雨天,行人希望雨过天晴,农人希望天降甘霖......神,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佛门的道理,的确能叫人跳出尘世,重新进入了无杂念的干净世界!解脱出来,神游太虚!
当时在文人中,家妓盛行。苏轼虽然清贫,但由于其在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往往成为各种达官显贵的座上宾。苏轼豪迈,但对于声色场中的种种,他只是当作过往云烟。他总想着,自己生于庶民之家,又有文人天生为民请命的傲骨,可现实是百姓过得并不富足,他这颗官僚体系中的螺丝钉也想过那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宋 苏轼 治平帖
熙宁七年,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几年后,苏轼赴任密州成为疆臣。别看密州地处经济边缘,桑麻之野,但这里的公务也比江南轻不了多少。苏轼在密州很大的一个任务是治理强盗。史本传和墓志都记载了他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密州有一伙强盗秘密准备劫掠。安抚转运使派遣三班使率领悍卒数十人来密州追捕逃犯。可没想到这批悍卒与强盗相比是有过之而不及。老百姓们纷纷来衙门奔诉。但苏轼反而没有看他们的诉状,说,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作乱的悍卒这才聚拢起来。苏轼这才传集人证物证,将他们一网打尽。苏轼做事机警可见非同一般!
相比于江南的温婉,密州这个疆地,多了几分狂野。这与苏轼豪迈的性格再适合不过。当磅礴的心与粗犷的天地碰撞,必然诞生伟大的作品《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在密州,自比为北海牧羊的苏武,但其战悍匪,治蝗灾,抚弃婴......政绩不可谓不丰。
最让人深受启发的是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到的“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
——《宝绘堂记》
其中之意是,“寓意于物”,人就是主体,人在物外,由此,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就是主体,人陷入物内。会随物的得失流转。这便是庄子所说的“审乎无假,不与物迁”。咱们现在说的,独立与自由就是如此。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如此。可见,古今至理,取其精粹,不过三三两两!
人生千灾百难,只要稳固本心,任他风雨飘摇,总会过去。只要此心无所执着,造物主也奈何不了我们!
都说政治波涛风起云涌,不久,王安石下台。这对于苏氏兄弟可谓是“曙光一现”的好机会。神宗自即位起就谋划用兵打压西夏,不再受修贡之辱。可张方平等人深知古往今来,因人主好战,致令国家灭亡者,数不胜数。于是,由苏轼主稿,张方平出面谏言的《谏用兵书》上奏神宗皇帝。
神宗虽然明白其中道理,可自幼就种下的夙愿又怎是一篇谏言就可轻易撼动的?后至永乐兵败,才哀痛悔恨,却已无法挽回!
后来,苏轼赴徐州,苏辙赴南京。分别前,一个初秋的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想起十六七年前二人在怀远驿立下风雨对床之约时还是少年,而今皆以历经数十载,无不感怆!
赴任苏州,苏轼寻煤炭,医囚犯,治匪患......又是一番整治,虽然有些意见没有被政府采纳,但也给徐州带来不小的改变。
一场巨大的水灾又在考验着苏轼。
到任不到两个半月,黄河决口,大水奔腾往徐州而来。徐州城内商贾富豪争相出城避难。见此情景,苏轼当机立断说:
富有者都出城,民心立刻动摇,我跟谁来守这个城?有我在,决不任水败城!
苏轼协调与武卫营共同抗洪!自修筑堤坝开始,苏轼日夜站在第一线,并不回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历经七十多天,大水终于退去。才有了苏轼那篇《河复》:
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庥,盖守土者之志也。
元丰二年,朝廷命苏轼任职湖州。徐州百姓挡在马前,不肯让这位贤太守离去,可见其为官系吏民的忠诚之心: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别徐州》
(四)
乌台诗狱毫无疑问是苏轼人生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沈括作为张衡后第二个有正史传的科学家,其卓越的科学成就毫无疑问。但他在政治生涯上是个毫无疑问的小人。因为嫉妒苏轼,将苏轼赠予的手录近作诗上添加笺注,告他“词皆讪怼”。五六年后,苏轼曾得罪过的李定、舒亶等人用的手法如出一辙。
为防大臣专擅,宋朝定制的谏官都是由皇帝亲自选擢。有“风闻言事”的权利,也就是说话可以不用负责!台谏的关键在于谏官的选择,但坏就坏在谏官是李定这些想要打击反对他们的人。王安石已经死了,他们为了稳固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就要压倒可能对他们产生一切威胁的苗头。当时,司马光远在洛阳,且闭口不谈国事。而苏轼是王安石曾公开认定的反对新政的重要人物。为了扳倒苏轼,他们不惜对苏轼兴起一场集体围剿的文字诗狱!
祸从天降!
舒亶、李定、张璪等人不断挑拨神宗对苏轼的信任度,想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与苏轼并非有血海深仇,有的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资本,有的是狭隘以为苏轼曾暗讽于他,甚至有的与苏轼为同期互勉的朋友......如此这般,可见他们的恶毒之心。
苏轼仅仅在湖州任职两个月零八天后,就被押解回京,逮捕到案!押解途中,苏轼曾尝试投江自尽,终被拦下。
“知杂南庑”成了他的囚房。为了给苏轼定罪,御史台人下了大功夫。一条条取来可能的证据来勘问罪人。即使忘了,也非逼着你承认他们的曲解。软的硬的都有,不怕你不认罪!熬过两个月非人审理,结果终于呈到神宗皇帝的案前。
宋神宗坐像
神宗终归还是个明君。李定等人眼看狱案将结,又竭力在皇帝面前攻讦,非得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据说,神宗为了尽早断案,派了个小黄门来观察苏轼的起居。看到苏轼睡得鼻息如雷,皇上顾谓左右道:“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苏轼本就豪迈,心中如果坦然,肯定睡得安稳。不得不说,神宗这招真的高!
在历经百余天后,苏轼出狱,被贬谪到了黄州。做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空职。黄州虽偏安一隅,可再无一友!历经牢狱之灾,世俗对他的束缚不仅是文字上,更是精神上的!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
现在,他只求做个安稳的百姓。
(五)
黄州东临巴水,地形高下。苏轼初到黄州,竹林、江水充斥着眼帘;嫩笋,鲜鱼更是让这位被贬谪的闲官赞不绝口。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妤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
宋 苏轼 黄州寒食帖
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苏轼终能静心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并非要依附于政治生活。生命,是由生活定义的!
远离政治斗争漩涡,苏轼常常独自布衣芒屩,出入阡陌。他会捡许多石弹子,到江边与别人比赛看谁投得远,也会要求别人给他讲个鬼故事,即使那故事是姑妄之言。
苏轼面对生活的压迫,很想自己有一块土地,成为逍遥自在的农夫。这个梦想,最终在黄州实现。他把五十亩荒地安排得满满当当。湿地种粳稻,平地种枣树......这乡野之地本无其名,由于苏轼向来爱好的乐天、忠州、黄州都在城东,因此命此地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苏轼向来被认为是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家。杨慎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
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背诵和抄书是苏轼的学习方法。即使年过半百,仍两三遍的抄写汉书。他的读书学习方法对我们也有巨大启迪。这里,我仍需给大家再讲一遍那个经久不衰的故事:
朱载上登门拜访,等了很久苏轼一路道歉地出来。说:“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
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
这种效果非极度熟练不能为之。且苏轼主动去总结提取其中精粹,可见其并非死记硬背,必是与自我想法融汇贯通后的成果。
我们如果细究苏轼的学习之道,无外乎“精、多”二字。他教育三个孩子也是如此。苏轼从不严格监督孩子们读书,但是孩子们的诗文习作他都要看。用字必须经济,凡是滥用的虚字,一定要求他们改写,这是苏轼作文的一个要诀。
黄州的生活逐渐趋于平和,游山、玩水、写书、作画......苏轼一样没落下。也交了不乏米芾这种英迈不群的挚友。
宋 米芾 蜀素帖
黄州附近名胜无几,游多了不免厌烦。唯有门前那沿江而立的崖壁时时吸引着苏轼。苏轼常听人说此地为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初游赤壁,就写下有名的《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纵然苏轼再纵情于山水,可心里的最深处他还是愿意成为一位入世救国的儒家文人。他从基层走来,有为国为民奉献的热情,却遭遇政治势力的打压,再也触碰不得政治。虽然远离政治漩涡,可国家危时他会忧,国家兴时他会喜。我们从他得到洮西捷报,所作的诗中可见一般: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
大江东去,千年不竭,变与不变全都取决于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将天下藏于天下,将自己藏于天下,物我一心,无得无丧,即是永恒!
寄情山水并非意味着不问世事。苏轼甘做一黄州农,也甘做一默默无闻且关心国家的知识分子。人生,有得必有失。正如天上的风雨。若你甘愿舍得一身布衣,安步徐行,便能获得一份坦荡的意趣。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在黄州整整四年三个月后,神宗因“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启用苏轼。黄州虽没有江南之地的富庶,可这块粗犷的土地在苏轼人生最艰难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家。
病疮老马不任,犹向君王得敝帏。
——《别黄州》
(六)
本愿平生甘做一黄州老农,谁料世俗的风雨依旧那么猛烈。吹打愈狂,过去愈快。苏轼永远保持无得无丧的心境,依旧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慨然!
王安石自丧子离政后一直隐居。虽和苏轼政见不同,可也常常关注这个后辈。或许是天命使然,王安石与苏轼的生、死、出身都在同一年岁上。当苏轼前来拜访,二人虽然有诸多不同,可也相谈甚欢。苏轼不免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叹。
苏轼赴任的一路,拜见诸多久未相逢的旧友,他就好似在追溯自己一生的逆流。从中,无不渗透出历经风雨,心境悠然的平静!
到了常州,苏轼的日子十分悠闲,吃河豚,访名僧......生活看似平静下来。不久,朝廷任命又来,苏轼赴任登州。可到任仅仅五天,朝廷召还京师。
神宗驾崩后,哲宗即位。因其年幼,由号有“女中尧舜”的宣仁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为了民生安定,朝廷放弃那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只愿遵循祖制,一切安稳。苏轼在回京短短数月内就一路高升至中书舍人。
元祐二年(1087)七月,诏苏轼兼官侍读。苏轼对此欢喜接受。因为由此他能直接和皇帝接触,随时有进言的机会,提供重要的意见。培养皇帝亲政后能结合自己的想法去施政,这是作为一名儒家子弟最高向往。他的教学方法非同于程颐专注名文注解,他更喜欢挑选历史故事当作教材,讲解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原由。希望用这种方法来启迪皇帝。
要说为什么苏轼具有如此强烈的批判特质,这与他自幼学习的荀卿和孟子的思想不无关系。可这种特质在步步荆棘的朝堂上就显得太过异端。苏轼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就连司马光的文人都不得不合起伙来对付他。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
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
苏轼总希望自己的才学可以疏解人民的苦难,帮助时代走向盛世。但现实是人心叵测,远没有苏轼想象得那么简单。苏轼这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人,在官僚体系中注定是个悲剧的存在。
苏轼最大的特点是从没真的放弃心中那团明明灭灭的烛火,从他帮助李廌的过程中就能看出他没有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
李廌的父亲李惇,是苏轼的进士同年。可惜李廌幼年丧父,虽然文章卓越,可并没有毅力进取的精神。苏轼因其家贫,常常给予救济,甚至皇帝御赐的马也赠送给他。但李廌一遭落第,心里不平衡,索性奔走权门。苏轼常常如此鼓励道:
……有文如此,何忧不达?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苏轼纵然如此教诲,他也不听,终其一生还是一介布衣。可见,如当年欧阳修知遇苏轼这般的千里马与伯乐都不常有!
苏轼一生作品的产出不可谓不众。他自言写文章是他生平一大乐事: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苏轼喜爱的文章首看气势,有批判家的笔锋精锐,深得苏轼文心。别看苏轼写文章常常一气呵成。他虽不是写完文章后反复斟酌,但在落笔之前心中就已经有了腹稿,并不需要完全推敲。可能世人认为苏轼这种善于捕捉灵感的天资非常人所有!可这正如前文笔者所阐述的苏轼独到的学习方法:背诵、抄书。这种常年下了苦功夫的训练,使得苏轼有了超强的记忆力,运转典故如数家珍。可见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苏轼练习书法也独具其道!他首先做的是扬弃那些束手束脚的时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临碑帖。苏轼认为镂刻出来的字体没有神气。他独爱古人的真迹。每有所得,将它悬诸壁间,行起坐卧,随时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领悟笔墨间的精神。由此可知,苏轼抄书原来不单单是为了便于记忆背诵,他也是在练习书法啊!
苏公少时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
(七)
苏轼后来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别了杭州十五年后,苏轼又回来了。到任后,他抑米价,通沟渠,整吏治,打击地方恶霸。最重要的当属治六井,开西湖。杭州本在水底,沧海化为桑田,因此,水源咸苦。苏轼了解民情后想要修缮六井。但六井取于西湖,开浚西湖工程便成了迫在眉睫的巨大工程。
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自开工之日起,常常奔走于湖上,以致忘了回家吃饭。后来,起自南屏,止于曲院,建起一道堤坝。这就是闻名千古的“苏公堤”。
苏轼后被召唤回京。从杭至京的路上,他目睹了灾民的饥荒惨状,也看到了官僚殃民的可怕。他不能看着民众处于水火之中,于是满怀悲愤的上述陈词:
若朝廷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苏轼厌倦了官僚斗争,为表决心,只身进京乞请外放。他来到曾经到住过的兴国寺。眼看当年自己的旧题,无穷感概。作诗三绝:
半熟黄粱日未斜,玉堂阴合手栽花。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饭钟时已饭茶。
梦觉还惊屧响廊,故人来炷影前香。
鬓须白尽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东来唤我归,衰年已迫故山期。
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澜入小诗。
果不其然,苏轼进京即被人弹劾。原因他书于扬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诗暗讽先帝驾崩: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罪名是足以杀头的大罪。贾易、杨畏、安鼎等联合迫害苏轼。更让苏轼寒心的是,朋友赵君锡暗中作祟,加害于苏轼。朋友之信,荡然无存!令人欣慰的是太皇太后或许是承接了先皇的遗愿,对于苏轼,始终维护周至。历经诸多风波后历经两罢,苏轼改知颍州。
回京仅仅三个月,苏轼真的看清了朝局的阴险,小人的狡诈。就算你三缄其口,闭口不言,他们终究会主动找你上门,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唯有逃离这漩涡,方能得片刻清净。
(八)
苏轼到任颍州,少了许多政治烦恼。治水患,疏沟渠,剿盗贼,赈饥民......这些实事,真切关心到人民的苦难。与此同时,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开始加深。
苏轼如今已上了年纪,他所关注的并非是对于文字的欣赏,而是着重领会其中的精神。他认为陶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念,我们不能以世俗诗人的写作方法技巧是否高明。诗只是工具,精神才是内涵,才是值得研究的精粹!可见苏轼经历人生诸多变化后,与陶渊明产生了共情!
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宋 苏轼 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元祐七年苏轼再度还朝。这次,为官在京的苏辙专门出来迎接胞兄。兄弟二人从仕三十多年,分分合合。少年意气已经不复,二人只求互帮互扶,安稳度生。可他兄弟二人不知,朝廷暗流涌动,危机再度引发。
御史董敦逸连续四状攻击苏轼;御史黄庆基连续三状弹劾苏轼。状告苏轼结党营私,培养个人势力。大帽子是“洛党稍衰,川党复盛”。又是一场艰辛,又是被别人当作政治靶子,又是度过一段虚妄的人生。
不久后,苏轼经历丧偶之痛——王夫人去世。苏轼终归成了那空虚的老人!后太皇太后病逝,苏轼再也没有了她的保护。哲宗开始亲政。
苏轼于元祐八年到定州赴任,后又被贬谪到惠州这个南蛮瘴毒之地。苏轼的人生际遇再一次山穷水尽,但他依旧还是对生活保留一丝希望: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由于苏轼的自身修养,使得他不像普通人那样眼界狭窄。当现实世界开始狭窄起来,他的精神世界便随之开阔起来。苏轼认为被放逐未免不是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未免不是一场难得的际遇。
(九)
初到惠州,由于入境的乡外人很少,苏轼又是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家都对他敬爱有加。苏轼好动,他极爱游山玩水。惠州境内所有的名山古刹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且不止一次。照理说,宋不杀大臣,贬谪边境已经是最重的惩罚,这对于一个读书人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可苏轼却倾尽所能,拿出自己满怀的热情去帮助他人。帮助野死者埋骨,帮助提出水利建议......合药、酿酒也是他经久不衰的癖好。此时,朝云却深染时疫,不久就去世了。苏轼收拾悲伤,作《悼朝云》诗: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明 朱耷 东坡朝云图
历经诸多磨难,苏轼越来越热爱陶渊明。或许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正是这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所向往的;陶渊明那忧道不忧贫,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是苏轼所追求的。苏和陶就像两个隔空相对的知己,苏轼在惠州的两年间,不知不觉作和陶诗已经达到数百首之众,足见其对陶渊明的认同感。苏轼本愿像陶渊明般不入世俗,子孙绕膝,完此余生。
可灾祸再一次降临。由于政治斗争,苏轼再一次被贬谪到海南。
苏轼在昌化过着“杜门默坐,日就灰槁”的生活。甚至要用道家的龟息之法抵抗饥饿。可物质的缺乏并非是最痛苦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精神食粮——书的匮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到海南后,苏轼先抄了一部《唐书》,再又借了一部《汉书》来抄。即使苏轼一生的大小祸端多因文字而起,但他仍旧视文学为生命。
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
哲宗驾崩后,徽宗即位,赦天下,局势迎来转机。苏轼兄弟均蒙恩泽。
(十)
东坡行迹图
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诬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
苏轼后染病,自此,饮食不进。又这样过了两天,病情一点也没有轻减。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灯将枯朽。告诉弟弟苏辙说:
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苏轼病情加重到停服一切药物,只能以参苓汤代茶。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把三个儿子都叫到病榻边来,对他们说道:
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可见苏轼对死亡的不惧。他觉得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么活。
死生亦细故尔!
崇宁元年壬午,苏轼葬于汝州。
苏轼一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且已竭尽一切,善事其生!
(十一)
苏轼生为庶人,靠着天资与勇气走上政治舞台。他不趋炎附势,不论党羽。可以说,朝堂上他能得罪的人都得罪过了。深处政治漩涡,沦为别人的标靶,这纵然是可悲的。
可苏轼带给我们的浩然精神却是永留人心的!纵使人间有百般困苦,可时光如流,俯仰之间就过完了一辈子。这一辈子如何去过?是追名逐利?是寄情山水?还是能孑然独立?
苏轼告诉我们答案是,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认清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要有开阔的胸怀,要有将天下藏于天下,将自己藏于天下的气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只要我们的心里是纯洁的,就不会被外界所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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