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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继续读杜拉斯的《情人》。这应该是我的第二次开始系统完整地读这部小说。
小说早在2003年我就买了，好像翻看过无数次，但每次都是翻看了前几页，根本没能读下去，当然从来就没有完整地读一遍——简直无法进入那种语言的河流。
前不久我从老挝回来，因为湄公河，就自然想到了她。
我又把《情人》翻出，重新开始阅读。
这次阅读比较顺利，很快进入了文字描写的那种场景。
很快，我写出了第一篇关于杜拉斯的散文——《为杜拉斯哭泣》（《湄公河畔的哭泣》）。
写完《为杜拉斯哭泣》，我发现我开始理解杜拉斯，开始懂得杜拉斯，开始明白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那种自我的奋斗。
今天早上，我读到杜拉斯在渡船上，她的种种心理活动。她没有直接的给我们讲述，而是把那个渡船的时间和引发彼时诱因引发出的心理为我们做了一个又长又看似无序的叙述。这些叙述是关于她自己的成长，她的母亲，她对生长环境的感悟等等。
这样的一种描述，更符合人的情绪流转。
杜拉斯写她的母亲——一个被生活挤压得不成形的白人妇女，在殖民地的那种艰辛的生活。她对生活无力回天的的那种无可奈何，那种看不到一点生气的绝望，以及因此而改变的个人气质。
以下这样段文字用一种客观的口吻叙述，但读得心痛，悲伤汹涌：
“我所爱的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穿着阿杜补过的线袜，即使在热带她也认为身为学校校长就非穿袜子不可，他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阿杜补了又补。她娘家在庇卡底乡下，家里姐姐妹妹很多，她从家乡直接来到这里，带来的东西都用尽了，她认为她这身打扮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她的身份的，她的鞋，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头发紧紧地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她走过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街，真叫我难为情，当她乘B12路在中学门前下车时，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她眼睛看着我，她说，你是不是要逃走呀。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分日夜，就是这个意念。不要求取得什么，只求从当前的处境中脱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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