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花城出版社推出《蓝色东欧》丛书,捷克当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伊凡·克里玛的长篇小说《等待黑暗,等待光明》是其中的一部。捷克是诞生了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的国家,我没去过捷克是个大缺失,前些天突击看完了《等待黑暗,等待光明》,算是从纸面上对捷克这个国家的进一步认识吧。
小说把故事背景选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前后,主线是电视台摄影师巴维尔的生活,也就是他在历史事件影响下的命运,中间还穿插着老总统(影射当时的总统胡萨克)和一个越境失败的死囚的故事。
巴维尔是个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人,生活也一团糟,不停地喝酒、找情人,连个家也没有。但通过他的言谈话语,我们知道他其实不甘平庸、不想当工具。他有理想,却无法自由表达自我,也就无法实现理想抱负,在那个年代,他只能记录政府希望记录的内容。这种压抑,让他得过且过甚至自暴自弃。书里有一段对话:朋友彼得对巴维尔说,你拍的东西“也就是混口饭吃的水平”,巴维尔只得辩解“我尽了本分”。
从1968年“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这20年间,表面上,捷克斯洛伐克还算平静,没有暴力镇压、也没有物质的极度匮乏,但深刻的烙印还是打在了人们心里和道德层面上:大家极度不满由苏联坦克扶植的政权,可要想过得好,就要屈服于当局。人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而这种道德困境,导致了大家彼此不信任,人们变得孤独了。
巴维尔就是如此。他给总统当过摄影师,于是被邀请参加一些高端聚会,但他不喜欢这种聚会,也不想认识聚会上的任何人,他眼里都是贪婪、欺诈、无耻。
在压抑下,人们愈加绝望,终于走上街头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抗争会流血,他们也做好了准备,等待黑暗的降临。
黑暗并没有来,政局平缓地过度了,于是巴维尔开始等待光明。当大家不再纠结于过去,而去迎接全新的开始时,他依然孤独,还多了份迷惘。他辞去电台的工作,和同事开办了一个广告公司,以拍广告为生,可他又觉得这也不是自己想要的事业。
光明是否真正降临了?他不知道,似乎还在等待。
巴维尔代表了在苏联坦克的高压下深受伤害的那一代捷克人。屈服于高压,就有了羞耻感;彼此之间不信任,就有了孤独感;对社会对未来迷茫,就不知该做什么。这种伤害之深,要靠时间去抚平,可能是三五年的洗涤,也可能是三五十年的打磨。
克里玛的小说里不缺性和死亡,它们在小说里是暗示和象征。
巴维尔有个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的情人、还有个一见钟情经过死缠烂打的追求最终得手的情人,当然还有不断的一夜情。在克里玛笔下,巴维尔通过与不同的女性交往,不仅释放压抑,还释放政权过渡后的迷惘与困惑。
书里,患老年痴呆的高龄母亲一直伴随着巴维尔。母亲终于去世,巴维尔对活着的意义也迷茫了。他说的话成了至理名言:“活了太久的人,只有还能感受到活着的意义,才称得上真正活着。人的有生之年可以变短,却无法变长。活着,呼吸并不是最重要的。”
以前看过崔卫平老师翻译的《布拉格精神》,这是克里玛的一本评论集,属于论及威权与民主的思想杰作。
克里玛是犹太人,童年就进了集中营,不断目睹死亡。他在集中营里的朋友都进了毒气室,唯一剩下来的一个也在12岁时死在枪口下。克里玛说他的童年与众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死亡的不断出现,每天早晨都会看到长长的名单。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就会在心里建起一道墙,把最深的感情藏在墙后面。克里玛说,“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你就建起了这种内在的墙,在其余的岁月里你将花大力气去推到它。但问题是,你能否将它彻底摧垮?”
伊凡·克里玛童年的经历,仅仅是反抗威权的启蒙。他的一生,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被纳粹德国占领、1945年被苏联解放、随后的社会主义、1968年再被苏联占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等众多大事件。这些大事件起伏跌宕,但被压抑是常态。
西方评论界一向把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和瓦茨拉夫·哈维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当代文学的三驾马车。但后来捷克发生过“在场与流亡”的争论。1968年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昆德拉的作品被禁。后来,昆德拉流亡法国,而哈维尔、克里玛则一直留在国内。哈维尔和克里玛因其“始终在场”,被捷克读者视为二十世纪捷克文学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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