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活动空间受限、思维受限、身份受限,无法对周围事物有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会转为关注自身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上。
朋友说:“这就造成了内卷,思考上的内卷,从可以影响决策有参与感的公民意识,转移到追求自我幸福和利益的旁观者思维,从出世哲学转为避世和更加功利的个人意识。我们思想的辉煌时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诸子百家思想,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就迅速成为儒家和法家两家并立的时代。”
我:“空间受限、思维受限、身份受限,让我们局限在一片天地,更多地去追寻个人的利益和抱负。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格局和境界也就禁锢在一个层次,再难有所突破。”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可如今,大树已经枯萎,从城邦中分离出来的个人从此“不得不学会过单独的生活”(萨拜因语)。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当政权转到马其顿人手里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政治,而更加专心致意于个人德行的问题或者解脱问题了。他们不再问:人怎样才能够创造一个好国家?而是问: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有德;或者,在一个受苦受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够幸福?这个问题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无缝切换,这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精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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