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顾名思义,就是从小生活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曾经的小伙伴;那里有熟悉的乡亲;那里有远亲不如的近邻;那里有浓浓的乡音;那里有储存在大脑深处的故事;那里有抚养我们长大成人的娘亲。不知道那位“游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妈在,家就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句话在我心中的感受越来越深,家里曾经的情与爱,总在脑海萦绕。
以前,我家是个坐南朝北的标准四合院。南墙上,上几个台阶的门是大门。东南角,上个坡是小门。记忆中,大门常常紧关着,偶尔下大雨巷里过水时,我们站在门口看山水时才开一下。小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门。从小门进來后是前院,左边是鸡窝,养几只鸡,供老奶每天早上吃鸡蛋泡馍。西边上个台阶,除了西南角厕所外,正西方有一块空地。小时候,和弟妹及发小们,常把它做为舞台,在上面“演节目”。同西房相连的那间房子叫牛厦,里面常放着柴禾,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养过。这个台阶上的空地,可能才是正宗牛厦,不知何故被拆了,有一段时间,这里曾养过奶羊。
二门在小门旁边,比小门豪华一些,门面上钉有铁条,有门关、门拴、门钮。进了二门,是我们方言所称的“咕咚”,有半间房子大,进了“咕咚”往左拐就进入了院子。我没考证过这个词的来历,感觉像“形声”词,像人吃饭一样,只有“咕咚”一声,食物才正式进入肚里。家人也只有通过“咕咚”才算正式进了院子。
四合院里,明三暗五的北房厦脊上,是个砖雕小楼,我们常叫它飞云楼,厦脊两边各有一个,像成年鸡一样大的砖雕鸡。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下来,放在北房两边的雨檐下,七四年翻新时,又重新装上。东西两边厢房,各住着老奶和我们一家。爷奶和叔婶住在北房东西“风槽”或“退槽”下两头小炕上。那时,爷爷奶奶还没给爸爸和叔叔分家。六十年代末,我们这个家有十四五口人之多。每当吃饭时,老奶、爷奶在炕上,我们这些小家伙在小桌上,妈妈和婶婶站在旁边专门舀饭或照看我们。天热时,我们有时就趴在院子四周的台阶上,常常筷子不够,就用高梁杆代替。偶尔改善伙食蒸一次包子,我们比较小的几个堂兄弟妹们,你“拿”几个,他“偷”几个,藏到自己屋里。等想起吃时,却早已被父母交了“公”……
有一宗“冤案”,四十多年了,直到去年,做“案”者才自首。可惜爷爷都去世三四十年了,再也不会给我们平反了。大概是七O或七一年。一天,爷爷把我们堂兄弟四个叫到他面前,问道:谁拿剃头刀子玩,把刀刃上打了个“豁”?我们说:不知道!他便把我们四个赶到院子里,记不得打没打。但让我们下跪却记忆犹新。我们不跪,他便一个一个往下按,反正你下去他站起,没有一个跪下。后来,在奶奶的劝说下,我们才解脱。当时,爷爷可能想,比我们大的哥哥姐姐,不可能干。比我们小的妹妹们是女生,不“敢”干。只有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嫌疑最大。当时情况下,一个木把剃头刀也算是一个家庭的重要工具,常常被没剃头刀的人借去使用,除了给爷爷剃头刮脸外,还是他充当门面地宝贝。所以他火冒三丈,可“案件”到他去世也没“破了”。直到去年和堂妹在一起又谈起此事时,她才说,是她用剃头刀削铅笔时弄坏的,当时看到爷爷怒火冲天,她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前去坦白……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家已是物非人非了。老奶、爷奶,我的父母已驾鹤西去,东西房在和叔叔分家时也被拆除。1983年代,和弟弟筹资一千多元,在院子南边给我们盖了四间结婚住的平房,大门也在那时被拆……。
叔婶升级成了老爷、老奶辈,我们堂兄堂妹们,也晋升为爷奶级别。只有百年前先辈们盖的老北房,还挺立在老院里,听说老爷信教,所以墙上没留下土地爷、或其它传统“祭拜”的痕迹。只有妈妈在世时,栽在东西两侧的香椿树和石榴树,守护着它。
房子里,进门首先看到的是挂在墙正中,老奶、爷奶和爸妈的遗像,下面放的屏镜上,留有“文革”时,主席的头像。屋里的家俱上覆盖着厚厚一层尘土,妈妈去世后,再未住过的老土炕上,只剩下两页手工编织的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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