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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

有一段时间——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就问自己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那个时代似乎极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来一吐为快。

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有的说得洋洋自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令人不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呼”一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树子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如今想来，假如那年举办“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作为奖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金星出生的。两人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最先讲的是土星。

“那里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说，“一想都发、发晕。”

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他的座右铭是“行动决定思想，反之则不可”。至于什么决定行动，却无人指教。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电话和洗澡的热水，二楼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A5阿尔特克唱机，堪称天堂(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他们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刮去胡须，下午兴之所致地一个接一个打长途电话。到了晚上，聚在一起听唱片，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

11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尔弟《谐调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却是围绕1969年的温馨传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