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笔记11:夏书·一场政变引发的文化续建

《尚书》笔记11:夏书·一场政变引发的文化续建

《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纣王——“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纣王的恶，或许并不像后人传说的那么穷凶极恶。只是作为天下的王他放弃了人之为人向上的方向，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善的方向，天下的恶自然也就归诸于这样的代表了。所以君子应该笃定地选择人心向上的方向，避免天下的恶名、恶事加诸于己身。

能认识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也应当能够反向推导出“禹之善，亦不如是之甚也”。作为最后一位在禅让制体制下接过天下共主的接力棒，发挥自己人心向上的根本驱动力，整合天下智慧与力量，禹帝治理天下水患，划定九州疆域，制定四方贡赋，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使部落联盟体系逐步有了“家天下”的意味。《道德经》讲“故贵以身为天下， 则可寄于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者， 乃可以托于天下”。禹帝绝对算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第一个将“人心向上”发挥到极致的人。这样的人与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像纣会作为放弃“人心向上”的代表，会被后世不断丑化一样；禹帝作为极致发挥“人心向上”的第一人，也会被后世不断美化。

在《尚书·虞夏书·甘誓》中，禹的儿子启为了形成统一战线集中贵族力量对付挑战自己地位的有扈氏，曾经将禹帝提出的“六府三事”放到与天命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是在违背天命，对这样的人，天下人人得而诛之。

这篇《五子之歌》则是禹的后世子孙因太康丧失帝位而作，无外乎仍是拿出禹帝当年的言行来举起站位，在指责太康失德的同时，努力保全禹帝的后世血脉。

太康作为禹帝的后世血脉自然获得天下共主身份，但他不肯尽职守，一味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纵情游乐，没有节制。一次，他到洛水南岸打猎，一去就是一百多天。当时有穷国的国君羿看到天下百姓苦太康久矣，便趁机在黄河北岸阻止太康返回国都。太康的五个弟弟当初为了侍奉母亲而随太康一同去打猎，得知这个变故后他们在洛水汇入黄河的地方等候太康返回。五个弟弟怨恨太康的不争气将一把好牌打得稀里哗啦，五人缅怀禹帝的的训诫写下了“批判”太康的五首诗。

五首诗中，最替禹帝长脸的是第一首——“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下子将禹帝的觉悟提高到了“民为邦本”的程度。此外，“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我认为天下的愚夫愚妇都比我们更高明，这种觉悟，绝对启发了后来的孔子，所谓“勿友不如己者”，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谓“出门如见大宾”，无不脱胎于此。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写得尤其机智——“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一者这话上托禹帝之口，加了份威严在其中，令造次者望而生畏；二者提醒想要成为身居亿万臣民之上的人，不可不敬守禹帝的训诫；三者有限度地“批判”和“保护”了太康，自己祖先的训诫，自己不遵守能怪别人吗？

第二首诗也相当有价值，几乎可以作为座右铭写在每一位后世帝王的案头。“训有作：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忘。”内沉迷女色，外沉溺游猎，沉醉于美酒、舞乐不可自拔，贪恋于高屋大厦的雕梁画柱，四者一旦占了一个，没有不自取灭亡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对四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太康，说到底就是“废柴”一个，犯不着他人动手，便已经是自取灭亡了。

如果说前两首诗定准了批判的基调的话，后三首诗完全就是举起站位，就是站在后面高高举起的表示“同意”的手。第三首诗讲“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迪灭亡”，完全就是愿赌服输、无怨无悔的姿态。第四首诗充分彰显禹帝的勤勉与功德，然后笔锋一转，抱怨太康引发的灭绝宗祀之灾。第五首诗指出，就算是想后悔，还有后悔的余地吗？

禹帝一脉，至启能够以“家天下”形式存续，得益于祖荫，更得益于启自身的审时度势、刚毅果断。至太康逸乐失国能够血脉不断，甚至最后翻盘，得益于祖荫，更得益于五个弟弟的审时度势、异口同声与韬光养晦。所谓“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没有人可以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睡大觉，谁的人生精彩都是自己奋斗、争取而来的，谁的人生精彩都源于对于“人心向上”的合理发挥。

羿的这场政变在《尚书》中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倒是太康的五个弟弟，留下了这个家族血脉中“人心向上”的别样精彩。一场政变引发了他们对于先祖美德的再续写与发挥，他们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愧为大禹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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