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该促进人的德性吗？

桑德尔在《公正》的第一章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努力推进其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对各种德性观念保持中立，以使公民们能够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我们中学里也学到过，法律和道德是有区别的。法律划定了人的行为的最低要求，而道德在法律之上划定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样的观点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模糊性：在法律以上，道德以下的事能不能做？法律和道德应该保持多少距离？法律和道德保持距离是说法律是道德中立的，还是说法律仍然是偏向道德的，只不过道德的要求太高，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法律的界限就划得第一点，使得只有小部分做不到？

回答这些问题，其实牵涉到对法律本质的不同认识。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混杂、混乱的。一方面我们强调，法无禁止即可行；另一方面我们又说要用法律守住道德底线。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对此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强调法律的道德属性，一种是强调法律作为自由的保障。西方现代的法律实践主要偏向后者，这当然与自由主义的盛行相关。但前者的历史更加久远，其典型的代表就是亚里士多德。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最后一章，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法律对培养德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德性是在恰当的时间地点以恰当的方式做恰当的事，其中就包括对恰当的事物产生恰当的情感。也就是说，要对好的事物产生美好的情感，而对坏的事物产生厌恶的情感。但是这种恰当情感的产生是需要培养的。他认为，听了很多道理，但仍然无法过好这一生的原因，在于缺乏对德性的培养。虽然我们的逻各斯会告诉我们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怎么做，但是有些人（例如感情充沛的年青人），会认为那样做是不快乐的。

“逻各斯和教育似乎不是对所有人都同样有效。学习者必须通过习惯培养灵魂，使之有高尚的爱与恨，正如土地需要先耕种再播种。因为，那些凭借感情生活的人听不进说服他改变的话。”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使得一个人具有德性，首先要培养他对德性的喜爱和对没有德性的厌恶。否则这个人就不会向着德性的方向去改进。而这种培养必须在一个“健全的法律”之下。这种健全的法律就需要鼓励人们趋向德性、去做高尚的事情；同时惩罚那些做坏事的人。如果缺乏这样的法律，人们就会变得“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不是去追求一种有德性的良好生活。

到了今天，被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健全的法律将导致的可怕后果：每个人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每个人自己给自己立法，竟然恰恰是以保障自由为目标的法律所追求的。法无禁止即可行的观点，就是建立自由主义之上的。法律划定并保障了人的行动空间，在此空间内，人如何行动是他自己的事，任何人没有权利进行干涉。人如何生活，是他自己的事；甚至何谓良好生活，也是他自己的事。然而这种看似道德中立的观点，实际上破坏了道德本身。因为道德要依靠一致和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前提是我们和他人所欲与不欲之事物是一致的。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之欲的绝对立法者，道德规则就无法成立。对自由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的道德相对主义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自由是需要被保障的，这是一个道德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判断成立的根基在于某种道德观念。而这个判断所导致的实践，竟然恰恰摧毁了道德本身。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法律对自由的保障，这个观点是不能自存的，是自己摧毁自己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不可能做到道德中立，至少不可能做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道德中立。

如此说来，法律始终是影响道德的，或促进或抑制，只是不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对法律是否应该促进人的德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可能更加恰当。法律应该要告诉人们何谓良好生活，应该培养人们对德性的趋向。当然，这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法律所促进人的德性，是真正的德性，而不是被曲解的德性。因为被曲解的德性，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