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政治成员的“法家转向”。借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就是政务官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失去活力，而事务官的崛起与扩大成为主流。
实际上，政务官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政务官的活力存在与否却与政治生态有特定的关联。
体制化、专业化的吏员队伍取代了对大政方针进行讨论的官员队伍，那么政策的决定权就会逐渐被收束。最终导致集权的产生。而辩驳者往往声称，这种政务的收束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如秦汉的文法吏。
但是另一方则认为，这种政务讨论的收束是牺牲了政策决议的理性而提高行政效率之举，并且由此认为北宋末年一系列重大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失误，全系于神宗与哲宗之际的法家转向：具有儒家普遍理想的士大夫开始在政治上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簇拥在王安石身边的事功之辈。
王安石
重事功的同时，必然导致儒家与皇权之间的张力开始消失，他们唯皇命是从，为媚上而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甚至颇有些“铁面无私”的感觉，然而这种“铁面无私”最终却是导致很多政策并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官员队伍变成了相公和皇帝的传声筒，而非政治都参与者。
很多大政方针不由庙堂进行讨论，而只需要皇帝和几个亲信就足够了。最终，这种不得人心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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