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睁开眼，还能记起来的是，一天有三门课的作业我都不想做，其中有一门是语文，但任课的却是已经去世的地理老师，严厉程度在我学生史上排名第二。布置的作业是，把试卷上的题抄一遍，再选一段背下来，抄完了背好了就找他去考核，还要逐个录音。他就坐在门口，似乎是完不成就不让走。
我又怕又气，怕他打我，又气他这作业布置得太无聊太没用。最后，我打定宁死不屈，专等他来问到我。其实中间也曾胆怯犹豫，问同桌到底布置了什么。但下课铃响的比梦醒还晚，终于没能上演师生正面对抗那一幕。
而在现实学生史上，我真是没少了对抗的。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班主任还是和我一个胡同，我只是把我父亲订的《大众电视》装到书包里，上课的时候偷看了一眼，就被他没收去，当即向全班展示，说我小小年纪就看大姑娘。我心里不忿，就在后来课上写“教师意见书”，憋了一堂课也没写下去，只取了那么一个标题。没料到，下课他就径直走到我身边，问我写的什么拿出来看看，于是硬从我书本底下抢走。
现在想来更王八蛋的是，他一个十七八岁的人，像报复一样，存心戏弄起九岁的我来。大约是发现我上课时眼神总是飘向班上最好看的那个女孩，就指定我俩坐在一起，还在最前排，他眼皮底下。我当然是抑制不住地惊喜，但又使劲控制。他就像看笑话一样边对着全班讲话边瞟向我，也露出想大笑又使劲控制的表情。
不能说我的持续至今的对抗情绪是由他而始，最多算是由他引爆吧。在后来的老师，特别是班主任里，不被我树敌的还真没几个，严格地说，一个也没有。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成人后我和单位领导的关系中，所以我的几次辞职，根本上说，无一例外地是因为与领导不和。没有冲撞，是暗顶，感觉再待下去就是冲撞，所以总是在爆发前一刻赶快逃走。
我太容易太喜欢褒贬那些有权管我的人了。我深深地觉得，我后来对权力的愤恨，首先是天生的，生理性的。以己度人，我敢断定，很多异见人士也是天生的，是无论谁在台上，他都要反对的。和理念无关，和道德无关，和勇气无关。越是那些不顾一切的斗士，越可能是得了和我差不多的一种“反对病”。他的行动力不是来自主义，而是来自疾病。
世上的事物都是成双成对的，有反统治的病，就有统治的病。有一刻不反对统治就一刻不舒服的病人，就有一刻不统治别人就一刻不舒服的病人。所以各自代表所在阶级冲锋在前的人，八成就是两帮患了相反疾病的人。范厨师说的好，我们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总掺合个啥啊。所以，没病的，都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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