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普通人，一生极为平凡。平凡到将他随意丢进人海，你第一眼绝对不会注视到的程度，我，很不称职，对父亲了解太少，提起笔不知道从那里写起，他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九十七年，发生的故事不计其数，思来想去，现在就从回忆中写起。

听父亲讲，民国时期，他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因病撒手人寰，爷爷一个人含辛茹苦抚养他们兄弟两人，不久，祸不单行，他的哥哥被官府抓壮丁带走，至今一直没有音信。在他七岁那年，听村里消息灵通人士说，南乡土地又多又肥沃，生活条件比他家乡好；为了能过上好日子，随爷爷从河南中西部的家乡向南出发，开始了没有目的地的漂泊生活，一路上风里来雨里去，挨饿受冻，露宿街头，吃尽苦头，沿途中经过观察，他们发现南乡的生活并没有在老家传说的那么美好，看到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老百姓同样是吃不饱穿不暖，风餐露宿的人随处可见，当走到豫南的一个边远小镇时（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决定居住下来。每当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时，他总是说，当时不算很苦，没有饿死就是很幸运的事。但是，每次说到他走到遂平县城时，看到日本兵欺负中国人的场景就非常伤心，他那两个干瘪的眼窝，泪水就情不自禁地刷刷刷的往下流，非常痛苦的表情让你看了心疼。他总是记忆犹新的讲，当时正是日本侵入中国的时期，看到那里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兵耀武扬威，横冲直闯，活动累了，就指着当地群众（包括他自己）趴在地上，日本兵强行坐在他们身上休息，如果谁反抗或不服从，他们就边打边呜哩哇啦地说些什么，直到发泄完为止。每次讲到最后，他总是哭着气愤地说，“小日本”真孬。

刚到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无依无靠，那里的可耕地被两大家族拥有，老百姓的生活同样非常艰难，村民受尽地主的欺压；爷爷带着父亲一边要饭一边找活干，后来经好心人介绍，爷爷到一家小型卷烟厂干临工，父亲就跟着爷爷干些杂活，他非常珍惜那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尽管当时年龄小，但他工作认真，虚心学习，脚踏实地，不讲条件，工头分配的工作完成的都很好，温饱问题有了基本保障。十八岁时，他不幸感染上“伤寒”，当时缺医少药，硬是靠他强壮的身体，起死回生。解放后，政府根据情况，把他们落户到当地的乡村，从那时起，他开始了稳定的农村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被分到的那个生产队当时有一百多口人，全队除了几户外来人口外，绝大部分是一个姓氏，全是不出五服的亲戚，关系错综复杂，以前生产队长都是那个家族的人担任的，因为工作不力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吃不饱意见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整个生产队像一盘散沙，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组织上决定任命他为生产队长。那时他二十多岁，在我们生产队长任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虽然那是一个最最基层的小官，想干好还真是不容易。开始他心里也非常忐忑，知道一个外姓人要想干好队里工作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想群众信服，愿意跟着你干，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当好表率，因为他知道要想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道理，上任后他总是早出工晚收工，累活脏活带头干，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农忙季节，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只有下雨天才能看到他的身影；在干好工作的同时，他善于动脑筋勤思考，仔细研究每块土地的特点，结合农作物的特性，因地制宜，科学耕种，每块土地都选择最适合生长的农作物耕种，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在他的带领下，生产队的发展大速度提升，各项指标均由过去的全大队倒数变为名列前茅，群众的脸上笑开了花。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他还带领大家发展多种经营，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利用江沟子边上那块坡地种植了一大块桃树，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小孩子不知道有多么兴奋，天天盼着桃子开园的那一天；因为按照惯例，开园采摘的那些天，生产队的男女老幼都到园里，除了享受摘桃子的快乐，每天都可以大开杀戒大饱口福；同时还记得桃园东南角的那几颗树，品种特别好，桃子个大皮薄，芳香四溢，晶莹圆润，像用碧玉雕成的，果肉甜美无比，向阳面颜色红朴朴的，腹缝明显，外面密被短柔毛，较大的每个有一斤多重；甘甜的味道非常纯正，一口下去有脆甜的有面甜的，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每次开园的当天，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径直向东南方跑去，一边品偿仙桃，一边尽情享受采摘带来的喜悦；每天摘下的桃子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分配给每个家庭，留下一部分最上等的，由村民代表晚上备好干粮，子时拉着装满桃子的架子车到百里之外的城市销售，即拓宽了生产项目又增加了经济收入。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针对粮食浮夸风，他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大胆直言，不说假话，不怕戴帽子打棍子，把粮食产量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汇报，即完成应交的公粮又保住了大家的口粮，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和生命安全，全队没有一个因饿致死现象发生，每当回忆生产队的工作经历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他把青春和事业全部贡献给那片他喜欢的土地。

学龄时期由于家里贫寒，没有条件供应他上学，他少年渴望学习知识的梦想破灭了。然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一代，青年时赶上了解放后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开展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他非常渴望早点参加扫盲班，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当时安排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次上课从不拉下，都是准时到场，坐在最前面，离老师最近的地方；他对学习如饥似渴，课堂上认真听讲，课间有时饥肠辘辘，有时疲劳瞌睡，他总是咬咬牙忍一忍，坚持到底。由于大家基础差，老师讲的都是简单实用的东西，重点是认字和计算，且只教口语不要求动手书写，尽管时间短，他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能认识几百个汉字，特别是计算方面，三位数以内的加减，到现在他都能及时准确说出答案，我的博士毕业的女儿说起他的计算能力，从内心感到非常佩服，现在问起他在扫盲班的学习情况时，他总是笑眯眯的说，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个年轻的女教师，教的非常棒，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环境条件限制，学习的时间有点短，学习的内容太少了，最后总是那句，共产党真好。

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家家每天都为了温饱发愁，在“大跃进”时期，大人们每天下地干活，一日三餐生产队食堂统一安排，孩子们靠按人头分配的食物充饥，在那个工业不发达的年代，粮食基本上是望天收，亩产少的可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野菜也成为重要的生活物质，每年从初春开始，在冰雪刚刚融化之后，田间地头上每天就能看到孩子们挎着竹篮，手提弯铲不停地走来走去，两只眼睛直凌凌盯着脚前方，对每一个刚出土的野菜牙尖也不放过，有时两只小手冻得失去感觉，有时冻得通红，有时冻的手肿胀得像高粱面饼子一样，大家谁都不愿早点回家，依然坚持坚持再坚持，我们兄弟姊妹也不例外；生产队会计非常心疼我们，想从队里交公粮验收不合格用于喂牲口的粮食中，分一些弥补我家困难，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坚决制止，而且还恨恨地批评了那位干部，并且经常听他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如果干部带头为自己谋私利，那群众就会在背后捣你的脊梁骨，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对那些确实有困难的家庭，他会主动登门了解情况，尽最大能力帮助解决。对那些不讲规矩找上门来的人，有的骂骂咧咧，有的还威胁父亲，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想让队里给予解决，不论怎么死掺活掺，他都不会答应。他一直坚信干部要有一身正气，要堂堂正正做人，处理任何事都要公平合理，让群众服气，特别要求自己和家人要走得直坐得正。生产队“大食堂”取消后，每家主食都是红薯系列，天天红薯稀饭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现在回想起童年吃红薯的情景，嘴里不自主的就流酸水。当时市里（那时的行政公署）派驻生产队两名干部，上级要求每家轮流管饭，生活费自理，看到他们工作那么辛苦，父亲反复要求大家，一定要让驻村干部吃饱吃好，轮到谁家都要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记得那是春节期间，按照排序到我们家吃饭已是正月十五以后，当时家里有一碗做好的“畹町子”（煮熟后切成方块的猪肉），我们兄妹天天盯着要吃，父亲就是不同意，一直到等到驻村干部轮到我家吃饭，才让母亲包成大肉饺子吃掉。

我的母亲性格内向，脾气温和，平时不爱说话；但她身体强壮，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劲，农活家务活样样精通，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人；我的父亲性格外向，说话声音洪亮，好像就不会小声说话，平时在家里很少有笑脸，见到他心里就感到有点紧张，只要他给我一说话，多半是批评的，很少有表扬的事，所以，遇到什么事总是给母亲说，争取得到解决。在对待别人上，他心肠特别好，坚持和合与共，相互包容，有次已是深更半夜，当时天正下着大雪，地上已结了很厚的冰，突然听到邻居家一片吵吵声，他匆匆忙忙起床，看到那家院子里站着几个人，非常焦急的来回走动，由于那家常年在外地工作，和邻居关系不融洽，平时基本不回家，家里即没水也没电，他急忙过去后得知，是那家主人在外地因疾病死亡，家人抱着骨灰盒半夜才赶到家，到家后正在发愁怎么办，他二话没说，立即从家里把电线拉过去，把准备工作帮他们全部弄好，回到家天已经亮了。我们家姊妹七人，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当时靠工分吃饭，孩子干活得到的工分是按照大人的标准打折计算的，因此孩子多的家庭生活困难相对大的多，为了让我们生活的好一些，平时感到特别严肃的父亲在半夜回到家后，总是关心的问母亲每个孩子的情况，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认真地思考解决办法，尽量的让每个孩子能天天开心。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镇上度过的，高中考上了县一高，为了让我能高高兴兴的去学习，父亲就悄悄的到乡供销社买回一块白洋布，让母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袖白洋布褂子，新的时候布纹看上去有点粗白色泛有黄头，后来越洗越好看越洗越白，我特别喜欢，那件新衣已经记不清穿了多少年，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还是非常开心，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依次下放的旧衣服改造而成；让我更感动的是，当时家里有一辆舅舅给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也是当时家里最贵重的财产，那时国家已进入改革开放初期，给自行车的目的是想让父亲在镇上开个小百货摊，骑着来回送货用的，用来改善当时的贫困状况，增加经济收入；得知我考上县高中后，父亲毫不犹豫的让给我骑，并且说去县城的长途汽车少，每个周日来回上学方便些，车后座还可以带面、干粮什么的，为我想的非常周到。开始我不同意，因为他逢集到镇上摆摊的货非常沉重，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当时被诊断为股骨头坏死和类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要求除了按时吃药，还要注意休息和不能劳累；自行车给我后，他就只有拉着架子车来回奔波，长此以往病情会越来越重。正在我犹豫之时，他似乎猜出了我的心思，就耐心地安慰我，让我好好地学习，将来争取考上大学，走出家乡，飞到更远更大的地方；每次骑着像宝马车一样的自行车，在县城与家乡三十多公里的道路上时，我都很兴奋，从来不知疲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父亲的努力下，家里的基本情况越来越好，在村里我家率先住上了两层小楼，同时也拥有了盼望多年的“三转一响”和各种农用机具；最先在院子里打了我们村第一眼压水井，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因为在此之前，村民吃水必须到一里多地的村南头，唯一的那口地下井挑水吃，每家都备有一口水缸，遇到泥泞路滑的天气时，年轻人挑水轻者滑到、重者摔伤的情况时有发生，鳏寡孤独的老人只好借水吃，饮水困难问题深深的印在他的心里，为了让街坊邻居方便吃水，从打井后家里的大门再也没有关过，天刚蒙蒙亮，我们家就会回荡起“吱呀吱呀”的压水声，邻居们随时就可以去压水吃；前几年，村里家家户户都装上了水龙头，通了自来水，父亲并没有拆毁那眼压水井，用了几十年的压水井，不论时代怎样进步，怎么也割舍不下对压水井的感情。八十年代初，我也顺利的考上了省内一所知名的医学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们市里的一所三甲医院，并且现在已成为一名专家级医务工作者，姊妹七人在父母的影响带动下，再加上国家的好政策，早已成家立业，有军人、有老师、有医生、有工人、还有经商、务农的；孙子中有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今年大重孙女也顺利考上了大学，各自都走上工作岗位，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完全有能力让父母过上小康的生活。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但他们从来没有给子女提出过任何要求，想到父母为了我们吃那么多苦，都想尽最大能力去孝敬他们，每当看到我们回家带着礼物看望他们时，总是那句“家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把东西拿回去退掉吧，浪费钱。十年前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一个人生活非常简朴，家里的电器从来不用，即使在数九寒天，也舍不得把电暖气开开，因为屋里温度太低，有时我过去偷偷地打开，当我离开后他总是立即去关掉；为了节约用水，平时把用过的水舍不得倒掉，集中存放到卫生间的废水桶内，用于冲洗马桶；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家里，我就去联系养老院把他送去，好让他与其他老年人交流，住不了多久他就要闹着回家，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说，住在养老院不自在、不舒服，家里住习惯了，姊妹们都抱怨说“父亲是有福不知道享”，其实，真实的原因，他是怕给我们增加生活负担。

今年他已经九十七岁，每当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总是声音洪亮地对你说，一是顺其自然，二是要心好。他说到做到，在他进入耄耋之年后，眼睛、耳朵、大腿先后出现残疾，活动越来越不方便，但他乐于助人的作风一直没有变，经常听他说，谁家的孩子还没取媳妇，谁家的老人需要配轮椅…，不但自己去帮助，而且还发动周围的人一起去帮忙；我一直认为他只会做些极其平常的琐事，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关注市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多次建议我的一个在外地做的非常成功的亲戚，回家乡办养老院、发电厂；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关爱有加。记得有次我去看他，那时天已经昏暗，在家门口的小巷子里，黯淡的路灯已经亮起，离很远从背影中就清晰地看到，他的脊柱已经严重变形，正弓背着腰推着老年助力车一瘸一拐地向回走着；我快速走过去，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说，老天爷，请您开开恩吧，我不想再活下去了，给孩子们增加太多麻烦了，让他们天天还得牵挂着我，让我早点死去吧。瞬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心里好像压上了一块巨大石头，双腿里感到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悲痛欲绝。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地保护着我，为了孩子甘愿付出自己的一生，确从来不图子女的回报，父爱悄悄无声的陪在我们身边，如酒放在岁月中，越来越浓愈发醇香，父爱是无私的，是一种默默无闻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

202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