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58：道家学派的“推己及人”

《道德经》58：道家学派的“推己及人”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邦国的政治封闭、粗疏不清，百姓则敦厚朴素；邦国的法令严密、过于分明，百姓反而因此疏薄诈伪。祸殃显现时，福泽就潜伏于近旁；福泽显现时，祸殃已经暗藏在其中。谁能真正穷极其中的玄妙呢？祸福之间的转化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正常的可以转化为反常，善良的可以演进为邪恶。常人在祸福转化上的执迷，可以说由来已久。所以圣人方正行事却不让人觉出生硬，个性分明却不会伤及他人，为人直率却让人感觉不到肆意，自带光芒却不会刺耀到他人。

孔子讲“推己及人”，强调的是消极意义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积极意义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到底，都是从“修身”这一科目上讲的。儒家讲求“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反求”的也是《大学》八条目“修身”中的“身”。“修身”似乎是儒家学者心目中的根本——本立而道生——守护不了根本，一切都是枉然。

孔子的“传灯”弟子曾子干脆以“吾日三省吾身”名扬天下，曾子所内省的，不过是为人谋之忠、与朋友交之信，所传之习。临终前，曾子召来自己的子弟、弟子，看看自己的手是完整的，看看自己的脚也是完整的，这才如释重负地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形容和概括自己“修身”无大过的一生。

孔子四十多岁时，喟然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亦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上天如果能让“我”多活个几年，五十岁上下去研究与推演《易》，也可以修持此身达到无大过的程度。

《道德经》隐隐然也讲“推己及人”，只不过更倾向于讲自然之道背后的原理，倾向于教人跳出感性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罢了。

邦国治理者，没有人希望自己治下是“闷闷”之政，却无不希望治下之民“淳淳”——敦厚淳朴。殊不知敦厚淳朴的民风背后，恰是“闷闷”之政治理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其民缺缺”也是“其政察察”导致的结果。令邦国治理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恰是儒家学者早已强调过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邦国治理者实行“闷闷”之政，民众在“闷闷”之政的习染下，自然上行下效为敦厚淳朴。邦国治理者希望“其政察察”，民众在“察察”之政的引导下陷于精打细算最终变得狡诈无良。

这是什么道理呢？

《道德经》作了经典的概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的相互转化是天然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对之有个大概的把握，一是明了两者可以相互依存和转化；二是借助两者相互依存与转化的规律未雨绸缪。圣人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就是对这一依存转化规律的妥帖运用。

方、廉、直、光就个体生命而言，都算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当用祸福相互依存与转化的规律来看时，不难判定四者一定有其“斯恶”的一面。割、刿、肆、耀便是四种美德发挥不当时造成的危害。

真正高明的圣人，不仅发挥方、廉、直、光四种美德，而且能借助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规律，防患于未然，避开可能形成的割、刿、肆、耀四种恶。做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