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口罩是政治问题
7月15日，周三，多云，24至36度
昨晚失眠，凌晨三四点都未睡着。
读到一篇王朵莱《那辆车上的乘客究竟是不是无辜》。文章的大意是遭受政府不公的弱势群体有几个敢站出来挑战组织。然后举例，武松杀兄之仇求助权力机关未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通通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他只能以暴制暴杀了奸夫淫妇。窦娥，围观群众并没有加害窦娥，为什么也要活活遭受“亢旱三年”的惩罚。小学生缪可馨跳楼事件中，亲眼目睹整个过程的同班同学竟然在警察调察时，通通缄口不言。那然后说：
“西方人有一个固执的观念，当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总会挺身而出，最终不公很少发生。而国人呢？只要灾难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便会庆幸，明哲保身，对他人的苦难不闻不问，最终恶性循环。”
然后，呼嚎：“不要失去悲悯之心，不要听不见同胞的呼号，不要面对同胞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
他认为这些围观的群众，用西方观点，就是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那辆车上的乘客正因为没有爱，才让自己送了命。
这就是我最讨厌的文章之一——满纸先哲理论却狗屁不通。那位穷凶极恶的公交司机怎么就能和武松、窦娥联系上了。那一车冤死的魂灵又怎么成围观的麻木群众了。这类文章情绪渲染得能麻痹人的理智。细一分析全是胡扯蛋。我身边很多读书人都写这样的文章，而且上面引用的句子也在他们的文章中一再地出现，陈词滥调，毫无新意，似乎套在任何事情上都能用上，抹两把鼻涕说悲悯，又挥一挥拳头说不公，表情顿然庄严如人民的良知，其实不过一表演的空架子。我查了查作者，是位旅居美国女作家。文艺气质过浓的人，根本就不适合思辨。李泽厚说，当代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我真不能再读网上的这些烂文了。转发朋友圈，批语道“美国零腐败吗？西方无不公吗？弗洛伊德是怎么死的？我现在明白，网上只是一个泄私愤，而不是讲公义的地方。我再也不会为这些浸泡在醋坛子里的‘公知’们气恼了。”很快有人在评论栏里骂了声“呸”。此人前几年官场失意，被削了官，本身就是个醋坛子。我回“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可以远怨矣。”又有人评论道：“政府官员在市县二级官僚现象仍严重，政绩高于老百姓，执法层面不倾听老百姓，权大于法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拆扦方面更明显。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时缺乏调查研究和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工作作风。政府应当回过头来自我反省，漏洞还有很多很多，教训也很深很深。”我回，“当地拆迁政策如何，执行如何，这些还在具体调查中吧。再怎样，对政府的声讨声都不该高过暴徒。如果这样，会有更多人去实施这样的暴行，并以为自己在替天行道。那些乘客不可怜吗？真如文章中所说是咎由自取吗？照此说，中国老百姓都该死，只要不站起来反抗政府的。”
如此的争论一轮又一轮，浪费我的时间，还搞坏我的心情。差点《论语集解》都完不成。我一定要远离这些鸟人鸟文，专注于《论语》研究。五十岁的寿礼，一百万字的《论语集解》。我需要每天念上一遍，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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