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兄长

  我的兄长离开我已整整五年了，去世时刚满五十虚岁。五年来常常会梦见他，梦中清晰的细节仿佛他还一直在我的身边。他生性忠厚，待人忠诚，任劳任怨，不与任何人争辩，有苦都往自己肚里咽，跟我的从小爱打抱不平，争强好斗的性格形成巨大的反差，可我们哥俩从小就是好搭档，做了将近五十年的兄弟，建立起来的感情用手足之情来表达是最恰当不过了。在外人看来，我强他弱，好像我是哥他是弟，其实是他在处处让着我。  他比我大了一岁半，因先天不足，出生后发育不良，疾病很多，换了四个奶妈还是骨瘦如柴，所以还是我这个当弟的先学会走路。  我俩同一年上的学，他九岁我八岁，一直到高中一年级都是同一个班级，但成绩一直比我好，因为他既老实又勤奋，我调皮又贪玩。记得上学那年小弟刚出生，二三年级开始，就要经常带着小弟上学了，仨兄弟一个书桌，但基本上是他看着弟弟，弄个铅笔头涂涂画画，弟弟也很听话，上课时从不吵闹。  我们兄弟四个，老三比我小两岁，父亲当村干部很少管到家里，母亲是助产士，经常出诊，靠我奶奶拉扯着我们四人，自然是力不从心。所以我们两个大的从八九岁开始就学会了烧饭煮猪食，还要带弟弟。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落实政策回到桐乡工作，奶奶也在同年离开了我们。母亲晚上出诊，我们四兄弟就挤一张床，我们哥俩睡两边，两个弟弟睡中间。早上起来一个烧火一个上灶准备早饭，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哥俩就分工合作，承包所有家务了，挑满水缸喂饱鸡鸭然后带上弟弟去上学。长期的生活磨砺，也炼就了我们顽强的意志和全身的力气，在同龄人中我们算是最懂事最会干活的少年了。  当时农村还是大集体，什么都得按工分论酬，我们家就母亲一个劳力挣工分，所以在村里是少有的倒挂户，有一次哥拿了个大箩筐去领超产粮，结果被村干部取笑，说人家可以挑几担，你家才有十几斤拿这么大个箩干啥？因为这次遭遇深深的刺痛了他，他含泪回家坚决要求辍学挣工分，母亲听后跟哥抱头痛哭，可又无可奈何。    他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让我感到非常惭愧，靠他一个人的力量也确实无法扭转家里困难的窘境，更难支撑三个读书人的负担。到了次年，我也只好终止学业，无奈回家务农了。为了挣到高工分，我们哥俩专挑最苦最累的活干，我做植保员他拉石头，收工后去山上砍竹枝缚扫帚出售，常常加班到半夜，挣得外快上千元。辛苦一年终于从倒挂户变成了盈利户，年终分红四百多元，也终于可以拿大箩筐去分超产粮了！哥俩的兴奋劲啊，就用喝酒来表达。  等到第二年，不仅仍然保持着高工分，还每天用工余时间拉砂子挑石头，自己做泥工打砂墙，建起了新房子，真的是兄弟一条心，泥土变黄金啊。务农的两年间，我们白天一起出工晚上同睡一张床，每天喝个小酒，其乐融融，虽然有时也会吵吵嘴但从未有隔阂，兄弟感情却越来越深。  1981年底我顶父职去了棉纺厂做电工，他去水泥厂做了机修工，虽然才相隔四五十里，但那时的联络只能靠写信，每月都会写上三四封，其内容都是互相鼓劲互相促进的话语，连续七八年我俩都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82年后农村已包产到户，家里母亲和弟弟分了三亩六分田，弟弟们忙着读书又不会农活，每到农忙时节，我们就请假回来种地，这个时候可以聚上三四天，干完农活各自回厂上班。工作三四年后，我俩相约去了电大和函授继续读书，我读了法律，他读的机械。后来我考上律师资格改行做律师，他还是干他的牛头刨床，一直到企业改制下岗，所以生活始终得不到改善，偶尔救济他，也总是舍不得花。  2010年底，他告诉我体检出肝硬化，第二天带他到浙江医院复查，结果却是肝癌晚期！当时的感觉真的似五雷轰顶，命运怎会对他如此不公？劳苦一生还什么都没享受，记得我打电话告诉大弟弟这一不幸消息时，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段时间我天天带着他的ct片找肿瘤专家论证治疗方案，可得到的答复都是除了化疗没其他办法，生命期最多三到六个月，我提出能否换肝也被否定。想想当年母亲患肝硬化可以换肝而没钱，现在我有能力了却无法换，对他还得隐瞒病情，只能说是肝硬化，真是欲哭无泪，眼睁睁的看着亲人离我而去，这种无奈又无助的心情没经历过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住院期间带他吃了第一次鱼翅，看着他津津有味的样子，我的心里反比刀绞还难受，这样的日子才剩几个月了啊，要是能延长几年该有多好呢，一定带你天天吃你没吃过的东西，带你去任何好玩的地方。  第一期化疗完毕，看他精神尚可，给他买了去深圳的机票，让嫂子陪他到弟弟这里玩了一星期，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的飞机。  人生总会留下很多遗憾，对我哥哥来说，我最大的遗憾是关心他太少太晚了，欠缺的只能下辈子再补上了，但愿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你还是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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