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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秀才，有乡试之资格，可参见乡试。钟先生参加壬寅、癸卯两次乡试，颇有可记载者。考试地点在贡院。杭州贡院有号舍一万二千数间。先生曰“各省文场号舍之多，无如浙江者”，此为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彼时南京贡院未整理开放，今知其号舍为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杜凤治日记》言其同治九年参与广东乡试，押送试卷一万一千余，可知广东亦是考试大省也。其建筑布局，可观图。各省大体如是。
各省之监考，为京师派送，除顺天外，皆一主一副，称称主考。商先生书仅及考官之资格——雍正后，限于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顺天主考用一二品大员，他省分大中小，用侍郎、阁学，翰詹科道及编修检讨不等，皆进士出身。邓云乡书言“乾隆后，简派正副主考均经过考试”，身份资格与商书同，“不过参试人员均各衙门保送”。检《清史稿 选举三》言“自（乾隆）三十六年后，考试遂著为令”，商衍鎏先生书不及，大可怪也。为加快考卷阅读，有同考官，亦称房官，各省数量不一，浙江十六人，广东十三人，亦以进士出身之府县同知类为之。同考亦为举人称房师，杜凤治同治九年，不为同考，其日记发不少牢骚。定考官后，以离京城远近分别出发，要求七月晦日——七月三十日到省城，初六日入闱进入考场。主考，同考坐亮轿——一个椅子四人抬入闱，以示清洁也。
考试分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场，先一日进考场，后一日出考场，需在号舍每场三日。初入考场，须按照籍贯所在州府而入，搜捡颇为严格，发辫解开，鞋袜具除，考箱翻出，片纸不许带入，斯文殆尽。头场四书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二场五经题各一，三场策问。以首场为重，过，则后两次但求无疵，即可中举。科场文字，首要合程式。每篇文章誊写于试卷后，必须在右下方注曰：添注几字，涂改几字，须实报。钟先生第一次乡试，首篇文忘记注文，遂以第二篇所誊，加注为第一篇之注，冀受卷官匆匆不及细看，不用贴出蓝榜，为人耻笑也。后果未贴，然其文颇好，虽未中举，主考记忆犹新，每有拜座师者，必询问钟某人，反而人人尽知也。
考场几则趣闻。在考场宿两夜，膳食有官府提供，盛菜饭之碗碟粗陋，考生必携归以给儿童，曰“考盘考碗”，于儿童益智也。某乡俗，除夕夜，幼儿拜石头为干娘，以粗碗盛放饭菜，其碗为人携去，谓可防病也，或是此之遗风。考场有仿孟子三乐，作文曰：三场大号，九日晴天，一乐也；内不病于场，外不贴于墙（钟先生之为，即为违式，当有受卷官检出，蓝笔批示，贴于考场墙上，以示惩戒，必不中也），二乐也；得一省英才而聚谈之，三乐也。当时心阔之人。
取中，报喜，拜师等等，多有描写，不赘。可入是文者，其一，杜凤治日记中，一则胥吏所为。是年广东乡试，内收掌为大家公子，不谙世事。胥吏藏两考生朱卷，后为人劝说，两倍陋规方赎回也。其二，同考官——房官，中举后，视其为房师，三节两寿必须到，是彼时师徒之关系，特别重要。杜凤治不为房官，颇为不怿。其三，主考有棚费之陋规，与当年考生多少有关，具体多少，不见书载。惟曾国荃致曾国藩书，言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主考四川，得棚费二千两，汇回家以还债，不胜感慨。某所见材料，未有准确数字也。且中举后拜师亦有挚仪，钟先生言座师，房师皆银元八块。其四，举人为彼时为官第一步，所谓“头顶侍郎，脚踏教谕”也，即考中进士可为侍郎类官，最差也是县教谕之官。然仍以中进士为正途，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犹上书回京会考，无奈何，慈禧授其进士出身，方得为大学士也。其五，各省举人名额有定数，检《清史稿 选举三》，乾隆九年，定“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安徽四十五，江苏六十九），浙江江西九十四”，他不赘“自是率行罔越”。然钟先生言“至同治时，正榜尚止九十九，后乃广为一百七”，商先生言如《清史稿》，然每恩科有增广也，十到二十不等。其六，除秀才可参加乡试外，五贡，监生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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