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腊月,年便愈来愈近。在儿时,过年一定算得上头等大事,农历新年多在冬天,往往下了雪便盼望着过年,催促着日子快些走。彼时正是天真纯粹的年纪,哪里懂得生活的烦恼,于是独剩下玩乐与吃喝,过年时好不快活。
那时的年味浓厚,差不多要提前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过年,街上多了售卖年货的摊位与商贩,窗花对联,爆竹烟花,各处流露着喜庆的红色,为冬日的白素增加了不少生气。家中扫除过后,便张罗着粘贴新年的福字,长辈说福字要倒着贴,我反问,这样“福”不是倒了吗,略加思考,“福倒了”不也正是“福到了”,于是忙不迭地贴遍了所有房门。
在故乡那座东北小城市,通常都是唤祖父祖母为爷爷奶奶。在走廊拐角处放置着一口大缸,里面是奶奶提前腌制下的酸菜,过年时取出几颗,做了酸菜馅儿的饺子,或是炖上排骨,揭开锅盖香味儿直往鼻腔里闯。爷爷会指挥我将一个硕大的红色中国结悬挂在窗帘的滑道上,摆在窗户的正中央,两侧玻璃也要贴上剪纸窗花,绕着屋内天花板悬挂成串的小彩灯,通上电还要调节出不同的闪烁效果。奶奶看到会埋冤爷爷让我登高,我倒是上蹿下跳,自顾自忙得不亦乐乎。
盼过年,也盼着家人团聚。那时几家人相距不过是步行十几分钟的距离,这也是居住在小城市的好处,在外地求学的同辈孩子放假归来,便只等着年三十儿的团圆饭了。饭桌上被问及的事情无非就是成绩如何,所学的乐器有没有长进,随着逐渐长大,话题变为了中考目标,文理分科,高考志向。无论这一年是否取得像样的成绩,都会被祝福在来年能够创造佳绩,年卡在中间将新旧日子分割开来,给人摆脱过去的机会,也提供了重新迈步的动力,让人充满了希望。
后来我亦离乡去一线城市求学,正如人们所说的,从此家中只有冬夏,再无春秋,过年便成了为数不多可以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上了大学,学习成绩不再是家人关注的重点,我会讲一些所学专业的前沿技术,尽管只是其中的皮毛,也足够唬人一阵子。而我更愿意讲所在城市的高昂房价,身边的老师或是同学得到了如何厉害的奖项,努力将自己描述成那种生活中的一份子,即使我并不算真的参与其中。大家庭中有了新的年轻生命的到来,咿呀声中尽是对生命生生不息的传承,我们更期待他们的茁壮成长,见证着他们每一年不断发生的新的变化。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年,是我第一次在他乡独自过的农历新年。因为从事的是需要倒班的工作,刚好大年初一早上接班,返乡会赶不回来,年三十儿便只好独自留守在集体宿舍。现在也有五、六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在出租车上与母亲通电话,告诉她不回家过年的消息,挂断后司机师傅还在劝我,挣多少钱都不要紧,过年了回家看看。我只好与他解释是工作性质使然,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加班费。本以为过年时宿舍会没有多少人,但还是频繁听到了快速走过的脚步声,以及被他们拖着的拉杆箱发出的持续声响。尽管早早上床休息,但始终辗转难眠,异乡的爆竹声一直延续到后半夜,也为我的失眠找到了借口。
最近几次回老家过年,都是在年三十儿前一天晚上往回走。故乡那座小城市才开始修建高铁,所以一直都要坐在慢火车上晃悠,车窗外是茫茫白雪。同辈人都早已不是孩童,有的作了父亲,有的成为媳妇,又不断有新的生命加入这个家庭,甚至有的小家伙在我们眼皮底下偷偷长到了学龄前的年纪。当然,也有老人辞别世间,似乎只有在老宅中,还依稀能捕捉到旧时的光影。长大后的年过得匆忙,时间走的匆忙,再也不似曾经那般轻松了。
过年时的祝福似乎没变,要祝家里的老人健康长寿,参加工作的大人工作顺意,孩子们学业有成,可自己要被祝福的话语在一年年的交替中,悄悄发生了变化,也在不知不觉中暗自接受,又变得习以为常。要感谢这个即时通讯发达的时代,想念了便可以拿出手机进行一场视频通话,不再只有等到过年时才能分享这一年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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