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标题为《剧场效应下的教育有没有未来》。文章谈到，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某个单点的突起会引发相关竞争者的追赶，而最终彼此之间的相对差距仍保持与以前相同的状态，同时所有的参与者则为此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比如，剧场中，某个人为了看清舞台，自己站起来看，影响到后面的其他人，后面的人为了保证自己也能看，不得不也站起来，这样导致连锁反应，几乎所有的人不得不站起来看，而坐着看反倒看不到戏。这篇文章切入到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从监管机构的无作为，学校的半推半就，各种机构的疯狂炒作和喧吵，直到食物链最底层的家长的焦虑和无助。
那么，我们该怎样面对教育中的这个“剧场效应”呢？
简单来讲，剧场效应的根源在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比如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为了防御来自对方的军事威胁，彼此不断升级军备来提高自己的防御力量，而最后，大家发现彼此间的实力差距基本没有变化，反倒是因为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的军用化，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其中经济底蕴较弱者被淘汰出局。比如苏联解体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美苏军备竞赛导致的苏联经济的崩溃，以致中央政府无法形成对各加盟国的有效控制。
在政治领域，”囚徒困境”是有解决的先例的。比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合并统一，可以打破原来的防御壁垒，形成统一市场，消除了原有相互敌对的”囚徒困境”。像东西德之间的统一，使得原本用于柏林墙的国防预算用于经济发展，大幅促进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南北战争虽然过程惨烈，造成美国战争史上最大的人员伤亡，但战争结束后一个统一的美国为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扫清了道路，使其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再看一个反例，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因为”囚徒困境”之下的相互不信任，1953年停战协定之后直到今天，长达60多年，南北双方需要不断研发或购买武器部署三八线的防御力量。因为”囚徒困境”，韩国冒着得罪中俄的风险，在本土部署美国的萨德系统；因为”囚徒困境”，朝鲜不顾周边所有国家的反对，以倾国之力研发核弹以求自保。对朝鲜而言，自己手中的核武器好比一把随时可以顶在山姆大叔头上的手枪，即使美国的核武规模千倍于朝鲜，后者只要发射一枚核弹，就足以给美国无法承受的伤亡。而真正可以解决的最终有效方案，就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无论它是按照东西德的和平统一模式，还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模式，一旦统一，内部的”囚徒困境”就可以得到解决，之后就是这个新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继续保持”囚徒困境”。
所以，只要存在相互不同的国家，他们之间就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囚徒困境”。500年前新航路开辟以来开始的第一次全球化直到现在，虽然有时我们也会看到民粹化的思潮（例如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闹独立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坐在几万公里之外的人造卫星上看地球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我们会看到地球上人类文明的种类在急剧减少，彼此间不断趋同合一。就好比在中原土地上，春秋时期的上百个诸侯国，经历不断的吞并和聚集，数量剧减为少数的十几个。回想17世纪中叶满清入关之后施行的剃发令一度激起多少汉人的反抗，而几百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满人都说汉文，而满文却几乎被遗忘，而同时满人的旗袍却作为中国的国粹流传至今。
无论我们是否有幸目睹，未来必将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全球帝国，有着全球统一的货币和统一的认知体系。原来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将从模糊趋向消失，直到彼此融为一体，如同各大洲的河流，虽然始于不同的高山冰川，而最终都汇流到广阔无垠的大洋。
政治领域是如此，在其他领域，道理也是相通的，比如说教育。
如果把不同学校比作不同的国家，他们之间（尤其是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必然存在”囚徒困境”。因为各个学校需要争夺优质生源，争夺优质的师资，争夺尽可能多的教育经费。
同样道理，同一学龄的学生之间，从小学开始直到考大学，也存在彼此间的竞争，他们主要争夺的是优质的教育机会。根据人性的趋利避害的原则，所有的学生都必然会趋向于那些具有更高师资力量以及更好生源的学校。
从本质上讲，无论什么资源，只要它是稀缺的，不同的需求方之间就必然存在竞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小到古代的村落之间为抢夺一个水源而大动干戈，大到国家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而互相征伐。那促使人们去竞争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根源在于，这是二百万年来自然选择的人类基因控制下的本能反应。在食物稀缺的环境下，别人去抢的时候，如果我不去抢，我就会饿死。因为这种本能，每个个体都对稀缺的资源充满焦虑，生怕自己失去资源而遭淘汰。
这种出于基因生存本能的焦虑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到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仍然有不少家长在批评学习不上进的孩子时喜欢口头禅式地说：“如果不好好学，将来就考不到好学校,上不了好学校就找不到好职业，找不到好职业就只能扫大街或者捡垃圾甚至饿死”。这种生存的焦虑几万年来一直徘徊在人类心中，如同体内不可分割的一个器官，不会随着每天的新陈代谢而排出半点。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新的事实，几万年来影响人类生存的三大幽灵：战争、瘟疫和饥饿，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尤其是饥饿，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有真正的饥饿之虞，反倒是当今中国减肥之风盛行。即使如此，几万年来深植于体内的那种印刻着生存焦虑的基因，却不会立即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焦虑依然存在，即使他们说不清楚自己真正焦虑的是什么。
因为自然选择，善于争抢资源的基因得以幸存，并以马太效应极大化其基因优势，这解释了历代帝王的后裔子嗣为什么会远远多于普通人。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争抢权力资源这个制高点，有机会获得几乎所有的资源，使其DNA拷贝数达到极大。比如成吉思汗，因为蒙古帝国对亚欧大陆的征服，其流传至今的DNA拷贝数高达1600万个，是普通人的几万倍；而那些与世无争的DNA拷贝则彻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无人能记得他们。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本能进行经济活动，这在客观上刺激了自由市场经济，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一个社会个体的本能是百万年来基因遗传和积累的产物，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也无需强制改变。即使对于剧场效应，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充分利用人的本性，让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坐下来，就可以非常舒适的看剧。
具体到教育领域，我们要做的是让所有家长们相信，即使不参加大量的补习班，不去争抢那些名校，他们的孩子也可以获得足够优质的教育，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有人会问，如何才能让绝大多数家长确信这一点？实际上，总会有一些学生会继续参加一些补习班提高自己，总会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会用各种方式申请那些名校，其他的学生难道就坐以待毙吗？难道他们只能自甘平庸地就读普通学校，接受平庸老师的教学，与那些相对较差的学生为伍吗？非也。
在剧场中，人之所以会站起来看戏，是因为觉得自己坐着看不到戏。但是如果让坐着的人和站着的人看到的视野完全一样，那么谁还愿意受苦一直站着看戏呢？而让剧场中每一个人的视野趋于相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比在剧场中，每个人都配备相同质量的虚拟现实头盔，无论你在哪个位置，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可以获得几乎一样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最近几年，国家开始陆续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其实就类似于这个人手一个的虚拟现实头盔。例如，在北京的一些城区，已经开始有意地缩小名校和普通校的差距，实现师资力量的平均化。比如将传统差校合并到名校，共享师资力量和资源；在义务教育范围内，学生的升学按照电脑派位，随机分配到各个中学。这就如同给每个学生带上了几乎相同质量的虚拟现实头盔，因为最大化的教育共享体系下，对于任何两个学生而言，无论他们坐在哪个学校的哪个班，他们受到的教学水平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即将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国家通信网络在全国范围的全面覆盖和升级，基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线下和线上教育，可以确保在国内任何一个偏僻乡村的学生也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不亚于一线城市学生的教育资源。人工智能可以给他们实时在线授课，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学习反馈，基于学生用户画像的动态算法不断进行个性化学习资料推送和指导，这将是未来新式教育发展的方向。将来的学校，将最大限度地互联互通，学校与学生所在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重要，所谓的选择名校将成为历史名词。
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教学体系之下，师资力量将极大的均衡，从而不再有那种所谓的差校和名校之分，再加上生源的随机分配，实现了各个学校生源的均衡化。如此一来，绝大多数家长没有动力和压力去追求所谓的名校，因此也不会为了升学让孩子读那么多不必要的补习班。而对学生而言，他们除了在学校进行常规的学习以外，可以把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课外活动和兴趣爱好之中，培养各自的特长，为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提前做好铺垫。
当然，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并非一朝一夕，需要从国家层面打破学校之间那个看不见的强大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互通，就如原本高低不平的水域，因为互通，所以彼此可以平衡。
那么，如果在平衡体系下的剧场中，如果还是有人会站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想象一下，把两个同品种，大小、品质相当的苹果摆在一个人面前让他选，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他自然会挑选他认为更好的一个苹果。好比常去买菜的人，总是习惯性地从本来几乎差不多的西红柿中挑拣出他认为最好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这种选择之所以容易，是因为买菜的人几乎不需要为此花费额外的成本，比如说老年人，因为时间富裕，可以在一堆西红柿之中翻过来调过去地慢慢挑，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的选择是有额外成本的，即使是买菜，为了挑选最好的，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而选择自认为好的学校，花费的成本远不只简单的时间成本，还要包括家长和孩子因为专攻升学所失去的其他机会成本，例如家长与孩子共同出游的机会，原本可以投入到孩子自身特长的培养的时间和机会，这些机会成本被浪费到那些为升学目的而进行的大量的练习题或者补习班方面，还有孩子的身心俱疲，家长的焦躁不安。当人们发现，自己千辛万苦选择进入的所谓名校（更好的西红柿），其实与其他人随机进入的学校几乎相差无几的时候，他是否还愿意付出这么多的选择成本？答案是显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谈到这里，有几点想再澄清一下。
首先，关于学校的均衡化。
均衡化绝不是各个学校整体变得平庸，而应该像冰川融化之后升高的海面，是整体上的共同提高。在教学内容上，学校不再按单纯的基于语数英等理论学科的考分及升学率来评定优略，而是重在育人，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学生提供和谐愉快的学习环境就可以了。真正伟大的学校，我们评价他的好坏，应该看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他的毕业生们取得的成就。
也许，很多人对黄冈中学、衡水中学令人咋舌的清北升学率以及众多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而惊叹过。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是黄冈、衡水初期在升学率的短暂成功不断吸引了周边高质量生源和师资让他们越来越强大，促成他们教学的良心循环，但这种马太效应，却使更多的普通学校陷入优质师资的流失、优质生源流失的恶性循环。
黄冈和衡水这类学校，如同平地上堆起的少数几个大土坡，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下我们要做的，不是从周围的平地挖土去填到这些土坡上让他们成为难以攀越的珠玛朗玛峰，而是应该把它们铲平，让它们与周围的大地融为一个平整的地面，供我们每个人在上面从容行走。
那么，有人会疑惑，基于均衡化的教育体系下，即使学业并不繁重，高考总是要选择去好大学吧？要考好大学，自然要考高分，而要考高分自然要平时学习更加刻苦，假设学校的师资力量均衡情况下，学生为了脱颖而出必然会选择课外补习班，剧场效应不是再次发生吗？不只在高中阶段，也许在初中阶段，面向高考这幕剧的剧场效应还是会产生啊。政府可以严格管控教委体制下的中小学，但是对私人办的课外班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约束力，因为私人培训班完全属于市场行为，只要合乎法规，政府不应该过分干预。
从1979年恢复高考以来，截至目前的中国高考还是依赖于语数英等理论考试的分数，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模式,用分数定生死。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美国主要州的大学招生的方法。虽然他们也会看诸如SAT、GRE等书面考试的成绩，但是这个比例呈逐年降低的趋势，现在即使某个学生GRE考了满分，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美国大学会录取他，学校看重学生在校内外各种活动的履历以及特长，还有权威人士的推荐信等等。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所以才会有不同种类的大学和学科领域，让人才根据自身条件各选其所。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单纯靠分数来确定招生的做法，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很多落后地区的学生缺乏教育资源、缺乏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因此对他们而言，通过苦读书本知识，考到高分似乎是进入大学改变人生唯一的机会，这与古代的科举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随着我们国家区域间经济的平衡发展，即使最偏远地区的学生也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收看哈佛大学的视频公开课，其所能达到的眼界和视野已经不能用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来限定。因此，将来的高考，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招生方式，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其次，关于课外学习班的问题。
我并不是完全排斥课外学习班，而是认为这种课外学习班的选择一定要因学生而异，一定要符合孩子自身特长及兴趣爱好，绝不可为了短期的功利之心让学生学习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比如，有些学生特别喜欢奥数，那他们上学而思数学当然是一种享受；而有些学生天生对数学没有感觉，例如当年的钱钟书先生，报考清华大学只得了15分，国文和英语却是满分，清华大学看重其文学的才华，依然破格录取。如果当今的家长让一个钱钟书式的学生整天去上痛苦的数学补习班，不但对其本人是极大的痛苦，他也会无端失去更多阅读、写作的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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