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为了不挨刀，想了很多招，有的刚毕业的学生就已经学会了一口一个老师，对自己的老师爱答不理的人也可以把一句老师喊得比亲爹还亲；有的毕业都已经几十年了，明明都是同事关系且都还不太熟，差着辈儿还差着级，互相以同学相称也就都返老还童同侪融洽，大家都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狂欢。
扰乱概念都只是为了获利，不同的称谓不是真正的关系定义，而是关系的姿态，是一种话语，愿意成为哪种关系，也就是愿意进入哪种价值体系，为接下来想说的话服务的。
都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也是最会钻营的民族之一，确实这种钻营使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那些傻大个儿real耿直的人都在长期的外族入侵历史中被蛮族刚死，就比如亡宋诗人文天祥就是耿直派的代表，可就连评价他时也充满着民族性的钻营，要促进民族团结的时候对他避而不谈，要煽动情绪建立民族自信的时候又拿他当英雄来歌颂，文天祥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被来回消费。
这个现象在文化上面找源头的话，最经典的就要数孔子的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了，外族入侵的时候，跟自己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得虚心学习他们是如何强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日子长了，也教会了外族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也有很多是你需要学习的，大概有五千年这么多吧，也就把他们唬的一愣一愣的。毕竟圣人讲的话，都具有某种真理性，而这种真理性又往往来自于它的辩证性，圣人说必有我师但不会告诉你我师是谁，谁说这话都有它的道理，所以谁都愿意说，既然都愿意说，也就变成了共识，虽然对我师定义的不同，这个共识也只是概念上的，并非有实质共识的内容，但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真理，就好像北京服务员曾经被禁止暴打顾客，因为它告诉你为人民服务，但没说谁是人民，服务员打心眼儿里还觉得自己是人民呢，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至今依然有较高的共识，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人民。
既然真理是一个人人得而用之的辩证工具，那它就和货币一样，在发行的上游使用到的价值比下游使用到的价值更高，越早用，能购买到的认同也就越多，第一个说出真理的是天才，第二个说出真理的就算拾人牙慧，第三个算狗尾续貂，第四个你还说，那就是傻逼了，很多男人认为女人也是这样，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女人实在是太辩证了。
因此争论之时，必然得抓紧机会抛出自己的真理，若被人抢先一步就落於下风，而且我们对真理原话说出的人是带有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的，这三大歧视在平时已经不大看得出来了，但在引用经典的时候尤为明显。
1、当然大家都歧视外地人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能说中国人的绝不说外国人的，能说地球上的人绝不说地球外的人，最次最无力的人往往只会喊星战中达斯维德的那句“我是你爸爸”，不然当年孔子要被韩国人抢走了我们咋那么着急，孔子这一脉文化资源要归为外地人的话，对我们民族的整个话语价值体系都是一种颠覆。
2、能说男人的就不说女人的，根本没见过别人引用女人说的什么话，这就是性别歧视的最好证明，现在你能想到80%女人说出的真理都是咪蒙那帮营销号造出来的。当然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女人就是真理本身，不说话的女人最美，所以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真理闭嘴。
3、能说年纪大的，就不说年纪小的，能说明朝的绝不说清朝的，能说春秋的绝不说战国的，跟古董一样，似乎跟正确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越远古的话就显得越有力量，仿佛言语之中蕴含了某些古老神秘的魔法，这也是考古学的一大动力，再一次印证了真理作为话语对认同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中国人在关于真理的争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也正是曾经的这些争论给中国带来兼收并蓄的文化张力，但间歇性的文化生态单一化使得整个生态文明更加脆弱，能否包容更多元的真理和价值取向是改变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种文化生态脆弱的关键，哪怕你真不是我老师我们也能正常友好的合作呢？哪怕咱们真的不是同学我们也能和谐地批评与自我批评呢？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社会就是被这群“机心者”弄复杂的，何不停下谄媚的肌肉冷静的想想，孰本？孰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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