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吃过晚饭，我和朋友如约来到体育场溜圈。那时人不是很多，有几个人已经跑得汗流浃背，有的停下来在草坪上做着下蹲动作；有一些人在快走，步履矫健，时不时的用手擦擦汗；还有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不紧不慢的走着，边走边惬意的闲谈。此时阳光微斜，太阳的余晖和着凉爽的秋风，为这一隅绘出了一幅祥和的晚景图。
突然前面有点骚动，看样子是谁身体出现了状况，我们急匆匆的往那走。果不其然，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了另一个人怀里，我们还没到跟前，就听见那人焦急的喊:‘’xxx，快点，你杨姐病了。”天哪，是同事杨姐。她和她的同学孟姐也在溜圈，突然杨姐说感觉不舒服，孟姐让她坐下来休息一下，哪曾想接下来杨姐就不省人事了。
我们打了120。出来锻炼身上都没有带钱。我就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家跑去取钱，为了节省时间，我让爱人把钱送出来，我在这边迎他。当我气喘吁吁地拿着钱返回体育场时救护车也就到了。我们上了救护车，一边照顾着杨姐，一边一次次的给他爱人打电话，可就是打不通。到了医院，杨姐又开始呕吐，朋友跑去商店买来了纸巾，我们屏着呼吸为杨姐擦拭着那令人作呕的物体，有一刻我都想吐了。我们挂号、看门诊、排ct，紧张恐惧的心理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给杨姐的爱人电话终于打通了，可他在外地工作，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片子出来了，因为杨姐家里人不在，医生让先挂点滴，然后做住院治疗的准备。夜渐渐深了，医院的板床，椅子，凝固的空气，乃至清冷的灯光，伴着窗外的漆黑，寒得让人打颤。我们注视着瓶里有节奏地流动着的点滴，祈盼着杨姐快点好起来。
后来杨姐的爱人给他农村的亲属打电话来照顾杨姐，从医院出来，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时间一分一秒的已经连接成六个多小时。东北的夜晚，此时街灯璀璨，却融化不了深秋的寒冷。
后来杨姐的爱人打来电话，称呼为‘’救命恩人”。
后来杨姐痊愈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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