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种场结构分别是：
一，我在我（ I-in-me ）：感知的一切建立在观察和思考的习惯方式上；
二， 我在它（ I-in-it ）：感知的一切来自开放的感觉和思维；
三，我在你（ I-in-you ）：开放心灵，调谐至内心，从内心感知一切；
四， 我在当下（ I-in-now ）：开放意志，从存在的根源或底端理解一切。
这4种场结构的区别在于注意力（和意图）产生的场所不同：分别是习惯、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意志。个体、领导者、团队、组织或社区的每项行动都 越了当下的场境并和深层的涌现领域连接了起来。我称这种倾听为生成性倾听或者从未来涌现的场境倾听。这个层次的倾听要求我们接近自己开放的心灵和意志——我们和将要涌现的最大未来可能性相连接的能力。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的工作焦点是放弃（过去的）自我，开启一片空地，允许不同的在当下感觉显露。我们不再
这场科学转变的革命性一点也不亚于伽利略所做的一切。而来自现有知识持有者的猛烈阻力也不会比伽利略在天主教堂遇到的阻力小。然而面对当今全球性的挑战，我们能感受到时代在召唤科学、社会变革和自我（或意识）教育之间的新结合早日出现。虽然从诸如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借鉴方法和范式是科学家和管理学者的通常做法，但我认为现在是社会科学家走出庇护所、建立一套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候了，
这样才能把科学（第三人称的观点）、社会转变（第二人称的观点）和自我进化（第一人称的观点）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基于意识行动研究的框架。 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主要转折已经隐隐托出了这个框架。第一个转折通常被称为“行动转折”，先锋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科学不能成为多于科学本身的事物（换言之，取决于必要性的事物）。对照之下，其他4种掌握真理的能力适用于现实和生活的其他所有情境。这些情境是：艺术或生产、实践智慧、理论智慧，以及直觉或者掌握首要原则或根源的能力。 迄今为止，现代科学的主要焦点基本上一直局限于知识。但现在我们需要拓宽科学的视角，把掌握真理的其他能力都涵盖进来，包括应用技术、实践智慧、理论智慧，以及依靠直觉了解认知和意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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