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是我们不只提到过一次的中华民族的国将不国，人将不人的艰苦岁月和屈辱岁月。在这段时间内，国家于内政权腐败昏庸，堕落松散。于外被受外国列强的肆意欺凌和侮辱，国家血脉和文化将近断绝，大部分人们的心中被三纲五常和迂腐的礼教所困扰，成为一个个僵硬的躯壳里面的僵硬的灵魂，五千年的文明，似乎就要在这段时间内毁于一旦。

        但正所谓国难当头，方能激发出人们最最原始的热烈和勇猛，方能激发出人们垂死挣扎的热血和激情。正所谓不在黑暗中爆发，就在黑暗中灭亡。在乱世的漆黑的夜幕下，并非每个人都在沉睡，也有这么一些人，或是因为机缘巧合，或是因为天资聪慧，并没有被腐化的环境同化，而是选择了睁眼看世界，去看看当时更加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更加先进的治国方案，再回头审视自己的祖国，并渴望找到一条充满着光辉和理想的路，一条为此可以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的美好之路。为此，许许多多的文人志士，踏上了他们的寻路之旅。

      治病需要对症下药，医国自然也如此，想要寻求一条治国之路，就首先必须先了解中国的病根。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呈现出今天的这幅模样的呢？

        如果单纯从社会现状来讲的话，那么问题恐怕就是那些在社会中的问题百出的制度和统治模式了，说来也是，要是没有一层套一层的完全不懂得变通和活学活用的科举制度，就不会有那么多一生都在科举满脑子里只有八股文的书呆子。要是没有清朝政府为了预防汉人再度推翻满人的统治而设定的条条框框约束汉人的法规，也就不会有清朝政府一政府独大，过度极权所带来的权力失衡和一人独断专权，进而以个人的角度做出很多错误决定的情况。既然制度和统治模式有问题，那就换一个，将必是大多数人理所应当的符合逻辑的思路。于是乎，在清朝末期的政权变动的改革的时代，一系列改革家便以此作为变革的最终目的，力图废除掉这一个极其不好的统治模式，革新僵死的文化和制度，也就因此催生出了孙中山等等革命烈士的以辛亥革命为首的大大小小的革命。

      然而，以这种目的出发的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知道——并没有，辛亥革命虽然最终成功推翻清朝，可其建立的民国却也立马露出了内部的獠牙，袁世凯迅速当权，各地继续贪污腐败。人们渐渐发现改革之后的世界并不十分美好，反而只是装在崭新的盒子里的烂苹果，表面上是换了个样子，背地里依旧还是清朝的那个模式，以此看来，单纯改变社会制度恐怕是一条绝路。

      但改变社会制度的道路本身并没有错，又何以会是一条绝路？一些人在仔细对比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发展和革命运动之后有了发现：那些欧洲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和科技发展起来之后再进行革命的，这便说明任何革命都需要厚积薄发，必须有一定的底蕴，而这种底蕴，则也自然是西方现在富强之根本：科技了。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进行实业救国，打开国门，发自内心的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效仿西方的工业革命并推行的中国，等到民间社会全都拥有了更高的科学技术并随之拥有更高的眼界，再继续改革制度，这才算得上一条最最合理的革命道路。就这样，这群人进行了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等等一系列的以科技工业进步为主的改革，可结局，依旧仅仅在中国大陆上激发了一小点工业的火花，此后杳无音讯。

      就连科技的厚积薄发也无法达到真正的目的，便只好继续深入，继续深入。西方的刺激制度革命的工业革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终究是在打破了黑暗中世纪1000多年的以复兴思想和艺术为主的文艺复兴运动啊！没错，思想才真正应该是所有一切改革的根基。中国之所以试尽所有办法都很难进行彻底的改革，便正是因为那些儒家的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的三纲五常，论语中庸。郭巨埋儿，老莱娱亲这种几近变态的孝道，这些邪恶的思想，实是正如一根根毒草毒虫一样，钻入中国人的脑子，毒害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人是病了，但病得不是肉体，也不是外在的制度，而是内在的灵魂。只有将每个人的灵魂都唤醒，才能让人们站起来，打碎一直封锁着他们的铁屋子，走出民族真正的黑暗。

      但，怎么做呢？只好用语言。就利用着这心灵的窗户，以鲁迅为首的一批民国初年的文学家，将笔当作枪，当作药，用直接引人深思的文字，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文体模式，渴望呐喊出来，唤醒一众的迷途之人，渴望让自己变成一座灯塔，唤醒更多沉睡中的人。可惜呀，尽管这场以文字为中心的革命催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样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觉醒的盛宴，却终究只是唤醒了社会中很小一部分的知识分子，虽然发了光发了热，却很快被漆黑的夜幕笼罩。

      就连思想都不是改革的真正可行的方案，就让我们最后一次追根溯源，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在于什么？在于发展方式，国家强不强大，发展方式强不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当时的西方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是强在工业革命和科技，但我要说的是，工业革命和科技中期原因都是由于西方的商业发展模式产生的。因为贸易通过商业让资产不断流通创造价值，这便势必产生商业的竞争，而商业的竞争，则又一定会促进人们找到更好的商业途径，更大的创造利益。所以，在商业模式下运作的国家，会很容易产生出踊跃思考如何打破常规局面的习惯，以及为了追求市场的活跃而产生的对自由和变动以及个人权利的要求。如此自然而然的竞争的过程，也就慢慢地让西方不断改革自己的商品制作工序，并依此随着打破日耳曼人带来的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就像一鸣惊人的巨鸟一般，终于冲破了拘束，爆发了出来，迅速走上了发展的正道上，并最终利用机器达到了商品生产的巅峰，开启了工业革命，真正造就了西方国家的强大。

        反观中国，同样由于地形的原因，中国总体呈现为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的根本便是安定，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最最渴望的并非积极的变动改革，而是日子安安定定，没什么外来的敌人，没什么苛捐杂税，随着产生的也自然是忠君爱国，君君臣臣的思想。这样的主观朝向，也让中国一直到近代都呈现为农业社会状态，农业状态本来挺好的，毕竟安定稳定，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农业早已经不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正常的经济平衡，你想要固守，就会被那些拥有更高的经济收益的国家欺负。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迫切需要的确确实实是文化制度思想上面的革新，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建立在经济模式的转型上，只有经济模式的转型，通过少部分资源产生更大的价值，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而这，也便是之所以中国在80世纪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后，才终于走上了发展的正轨。

        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模式的转型，整个中国内部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和潜力也即立马显示的出来，使中国成为本世纪发展最快的国家，但中国的变革真的完成了吗？从经济价值上来讲是完成了，从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却远远没有，因为经济价值不能真正带给人自身灵魂和民族存在的价值，只能说是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这些对于人来说才最最重要的事物的前提条件。可当今的人们，在急速的变革之下，早已迷失在了花红酒绿的科技世界里，从而忘记了自己本身发展经济的初衷：文化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