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鲁迅托梦
我常翻历史，便有天花、鼠疫、霍乱、麻疹等若干病，杀人无数，而到明代隆庆，有了人痘接种，病情确乎有慢慢好转。
遥想民国初年，疫苗便全赖进口，虽只小小瓶身，也好比吹嘘的行脚郎中得强。不料1933年，汉口有霍乱疫苗造假，要犯被逮住后，一共查清有68瓶假疫苗，被兜售至当地药房了。
所以者何？细细审问，只因心生贪欲罢，便用生理盐水冒充，贴上官家标签。同年9月，宣判，数罪并罚，5年牢狱。这事，影响颇大，社会公知深恶痛绝，大骂“此等制品岂容奸人伪造？冒充渔利，妨害公共卫生！”
年少时，我曾以医救人，后从文医心，也未料到，误医是还能杀人的。这是“民国疫苗第一案”的始末，我看回整个民国史后，有数的发现售假疫苗，仅此一例。却不知，百年后，屡有售假案件发生，牵连了25万小孩儿，这次不是误医，乃是谋财、害命。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我向来对国人抱有浓厚希望，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国人。谁料到国内有太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心、安心。
一、人心惶惶，向来是作恶资本在逍遥
新文化运动，有两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今也有两家，一为资本主义资本家，二是社会主义资本家，差距颇大。
当下也忽而有两种风：官风和匪风。
蔡公出席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时，坦言“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岂不知当下高等学府的学生会，亦有浓浓官腔，崇拜劳什子的权力，像一只昂首赳赳的斗鸡，侍奉讨好。
匪和商本无关联。我时常认为，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是平常的，假使文人偏要装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令人肉麻了。商就当如此，赚钱的归赚钱，牟利为第一动机，就别想着削尖脑袋钻进教育里，总想和公益挂钩，这边愈抠搜一点钱，那边愈能害几条命。
商人倘有权力，也就成了匪商，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身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时候了，大抵站在众人面前，涕泗横流，后悔莫及，只因赶不上外国的航班罢了。
究其根本，这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羊，如小鸡，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狼虎，便畏缩谄媚，虚头巴脑。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哪怕挤在没有年代的历史字缝中，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都是吃人，也不比光天化日下将屠刀伸向幼儿般恐惧，我也还牢记，虽是在天之灵，但眼不瞎。
且看生产假疫苗的厂工，全戴上青面獠牙，森然发笑，笑中全是刀，话中全是毒。再看看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再仔细想，能将毒手祸害大众，无不有光明仁正的道理，譬如吃人，会说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历史前推百年，民国就有疫苗造假，前推二十年，偷偷造假，前推十年、五年、三年，还有造假，代价不高，民心好骗，自有胆大者去冒险了。奶粉集团轰隆倒下，后来者也大包大揽，究竟新闻也常出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塞翁失马，大抵也没有福，留下的是非由后人效仿，越仿越黑，越黑越毒。
倘如人们不知道灾害发生，那必然会再次发生，倘如人们知道灾害会发生，没办法，仍旧会发生，能奈它何？国人的性情往往喜欢调和，折中的，商人的承诺，大抵是无用的，心知肚明，不过只要能做出一点让步，就该感恩戴德了。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幸而，如今的疫苗本不敢备注生产商了，也算是打开一扇窗。只是一会开这个窗，一会关那个门，折腾来折腾去，人累了，新旧怨恨攒着，也长记性，戾气自然积累。
说过的话不算数，历来是国人的大毛病，同样，说好的改正也只是空话一句。
二、不敢发声，向来是闭嘴主义在作祟
中日战争，民元革命等大事件，当时也甚少人发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能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侵入中国，那些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讲时事的，大抵被杀害了。
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只能讲风花雪月的文章。
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要恢复过来不容易，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
社会顽疾需解决，媚上欺下者，总爱偷懒，擅长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道是“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媒体瑟瑟发抖，噤声不语，即便有发声者，为众人抱薪、抱不平，反被人诬陷有企图，心术不正。好比世人言语：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一个媒体乱说话，必然也在洗地。
为惩治，往往怒目而视，张嘴喷粪，或在冷僻处，冷不防扔一箭，如小人般打报告，正如汉奸做法，一个模子刻出来。
也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甚至还不及牛马；待人们习惯，并且羡慕牛马时，给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心悦诚服，恭颂俯首，笑迎千夫指。虽然漫骂固然冤屈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也有从中作祟者，将屠刀伸向弱者，煽动情绪，言语偏激，像极了要匆忙表现一番的红屁猴子，上蹿下跳，熙熙攘攘。譬如有要废除“强制疫苗”的，有卖惨发国难财的，有为奸商打掩护的，迫不及待地包好馒头，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三、岁月静好，向来是看客的事不关己
我曾在画片上看到久违的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显出麻木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示众的人们。
台下看客气定昂神，宛如岁月静好，而况砍头示众的不是自己，没有丝毫同情。他们不光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只要砍刀不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切都好说。
因此，我们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真的猛士，当如调查记者，果敢、执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料有太多安逸的人讥笑阻拦，记者甚而被多股力量打压，最终叫人叫不着，只能自己顶石坟。
他们像战士一样战死，还得僵硬站着，以防被蝼蚁爬身，忘却了暴露缺点和伤痕，被无数能飞的苍蝇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匍匐在血肉躯体上，扭曲如蛆虫。
大环境如此，再无英雄出头，更多媒体仍旧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模样来，直到整个民族遭殃，也就可以附和嚷嚷几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一下。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待到岁月静好的日子被打破，幼儿出世了，该打疫苗了，该进三色园了，才哭天抢地，惶恐不安。这时忽而想起曾被遗忘的调查记者，渴望媒体的笔锋抨击，把声张正义的希望寄托，临末才发现，前路尸骨累累，惨绝人寰，后路无人充当出头鸟，亦如当年和自己一样岁月静好的看客。
将军孤坟从不需过问，地狱也没有空荡荡，该吃该喝，该娱乐八卦，也就行了，磨盘还在旋转，一旁的秃驴还在垂头丧气，磨出来的疫苗汁亦渐渐冰冷，尝一口后，直接吐掉。
国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 ，还是觉得很新鲜，或者被其它热点新闻吸引，人心被慢慢分化。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 ，也还不是老调子。
秦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未在历史中得到过教训。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四、横眉俯首，向来是打破孤岛的利器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骂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
在生前死后的岁月里，文人墨客点评，一会儿将我贬下地，一会儿被捧上天，多少如我愿？能以文救国，感触无数人，着实欣慰，可悲哀如是，百年历史，人的劣根性真的变好一丝半点吗？
似乎也是有的，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戾气也愈积愈多，难以排舒。倘若我活在当下，要么关在牢里写，要么得不断换笔名，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总体，仍是好的。
当下不比民国，那时的民国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除了想法子来改革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当下不一样，没有谁是一座完全的孤岛，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个人无法再脱离历史外，当一名毫不相干的看客。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没有知觉，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改变的希望。
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也只有发一分光和热，才能如炬火般照亮黑暗，也只有彻底摆脱冷气，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才不至于人心惶惶，戾气缠身。
深信未来邪恶，终其一生便要磨尖长矛，武装自己，制造大盾，远离社会；深信未来善良，终其一生信奉美好，有勇气相助，如萤火虫般贡献一份光明，爱因斯坦的道理十分中用。
上人生的旅途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你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才有希望。整整一百多年，我已经走的够远了，也够累了，愿我说过的所有话，今后能不必再出现在针砭时弊文中，假使能消弭在历史中，那也是极好的。
待有一日，有后生提起鲁迅这人，能嘿地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段子手”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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