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之广，文化底蕴、饮食底蕴之深厚，这恐怕不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可比拟的。别的不说，光是一个面条的制作与吃法就不下百种，什么歧山臊子面，北京的炸酱面、青海的拉条子，兰州的牛肉面，山东的蓬莱小面以及萊州的甩面。林林总总，不可枚举。在这里我得略费点笔墨写一写饮食非常普通而又大众化的“阳春面”。说到“阳春面”，顾名思义，那应该是一个春暖花开，桃红柳绿，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季节。
阳春三月风光好，稻田翠绿菜花飘。
万物复苏，春光明媚的江南春天，阳春三月放眼望去，庭院里、山坡上到处是杏花儿的粉、桃花儿的红、芍药花儿姹紫，油菜花儿的金黄，让人们处处感觉到春天里的生机盎然。为了留住那万紫千红的春光，江南人民便寓意用细长的面条作带子，拴住那姹紫嫣红，春天秀美的景色。此时，“阳春面”便肩负着留住春天的使命应运而生、吃“阳春面”则在民间流传至今。
“阳春面”它本是南方的一种家常面食，为什么会落户到诺木洪这个西部边远地区的呢？
有一个塞外江南，她的名字叫诺木洪。(徐海林供稿)
对于这一点，还真的先绕开“阳春面”这个话题，把历史还原到50年代那个如火如荼社会宏观的大格局中。首先得提一提当时诺木洪农场的建场历史背景，以便能引伸“阳春面”与农场的渊源。
《永恒的记忆》诺木洪建场六十周年回忆录。
诺木洪农场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西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由于农场是国家特殊的司法行政机构，所以，其行政管辖权隶属青海省监狱管理局。50年代初，当时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我们的父辈脱下军装，便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更需要的单位去”！用他们那一代人最朴素，最真挚地，对新中国的一腔热血和阶级感情，打着红旗、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是共产党员的楷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言。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农场的儿女更不会忘记那拓荒者的艰辛。
要知道，当时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举，国民党留给年轻共和国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乱摊子。一切反动势力都在虎视耽耽地，妄图扼杀人民政权于摇蓝之中。国内、国外都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历史时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悍然发动了朝鲜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配合台湾国民党窜犯大陆。解放初期，在西南的十万大山，在边境以及海南岛还残存着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他们也经常出沒于丛山密林中，袭扰杀害我基层干部，破坏人民的新生政权。更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敌特遥相呼应，摇旗吶喊，明里暗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英明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地，釆取果断措施，对危害共和国政权的敌对势力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这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打右派"直至“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这些铁的手腕，巩固了共和国根基，把当年的政治运动，就是放在现今社会，公平公正地看。我们党为了保卫来自不易的执政地位，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是无比正确的。因为，政治不相信眼泪，它是铁与血残酷斗争，毛主席事后也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绣花绘画，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地革命行动”。从毛主席的教导中，我理解了当时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会采用疾风暴雨式的高压态势，稳，准，狠地“镇反”，“肃反”，反“右派”言论。可以说，那是新生政权求生存的必经之路，是治国安邦的需要，否则国将不国，千万名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会付之东流，“善不带兵”这是从古至今，放至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三本《激情似火的年代》是全省监狱系统，滿滿地对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从书中可知父辈来自哪里！
不可否认，历次政治运动也确实伤及了一小部分人，这些人被历史的洪流，泥沙俱下地冲进了他们人生的沼泽地。究其原因，这也是他们的言行不够成熟、沒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所致，甚至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在浩门农场，我在一大队当代工员，每年“冬训”上大课能翻阅大队的“职工档案”。调回诺木洪，先在改造科，后又到劳资科，和李宏玉，姚俊霞整理档案，更能接触到《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档案》的机会，详细了解全国各地的判决书。当时判决书是用钢板刻的手写体和打字机机打的两种，档案中判刑依据有的是“破坏青苗罪”，如，邻居两家打架，另一人将邻居的麦苗偷偷的给锄了，那是要治罪判刑的。“偷宰耕牛罪”，哪个时期，驴、牛、骡、马是农民大型的生活、生产资料，受法律保护的，农民收种庄稼全依靠它，是不能私屠乱宰的，当然，现在看来这些已经不是事了。再诸如“反革命造谣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那时人治大于法治“思想犯”是要入罪的。非常时期用重典，才能扼制住篡党夺权，反攻倒算的野心。对这一段历史问题，好在1979年的特赦，“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一风吹了。
而我们的父辈正是在这非常历史时期，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
原农场高振武政委撰稿，《诺木洪农场的今昔》。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两湖两广两河山，黑吉辽津川甘陕即，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汇集于昆仑山旁、祁连山下。拓荒创建了青海省劳改系统众多的新生农场。在这里仅代表我自己想说的是，也应该对那些当年服刑以及后来刑滿留场就业的老人们说声“感谢你们，你们同样地也辛苦了”！因为当年的那些在押犯，以及千千万万个刑滿释放留场就业人员，他们在“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指导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了。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50年代的父辈们在秋收。
70年代，在那一个讲出身、论成份、要求根红苗正的时代。他们的子女在“有成份论而又不为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下，我们和一大批同时代的同学及社会青年，在青年队同吃一锅饭，一块下乡锻炼，一同参加大田劳动，一併忍受戈壁滩上太阳炽烤的暴晒和沙尘。那时，干部子女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可言，政策一视同仁。如今，农场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我们这一批同龄人，他们有的走向领导岗位，有的转干加入了公安司法行例，有的成为商界精英，从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有成份论又不为成份论的政策。当然，党和国家也沒有忘记那些建场初期，流血流汗刑滿留场就业的耄耋老人，践行了给出路的政策，而今，可以享受国家给予他们不低的退休金安渡晚年。
新修建的诺木洪办公大楼。(刘卫红供稿)。
说起当年的父辈们，一心一意为祖国，为人民可以牺牲自己的小家，公而无私。举两个例子便可以说明。例一，现居住、工作在广西桂林戒毒所的原一大队杨斌的父亲，我今年4月份到广西荔浦见到了他的老母亲，老人家恰似一本农场发展史的活字典，只要说起父辈的人名，不管是格尔木农场的，还是诺木洪农场的，农场发展史，家庭变迁史，老人家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吃饭的时候，老人家精神矍烁给我们讲了，当年她们一家去青海的经过。那时，杨斌的父亲在当地公安局工作。50年代的某一天，组织要派一批干部往大西北押送广西籍的犯人，其中就有杨斌的父亲。当时，组织明确交代他们，人一送到青海，所有广西押犯干部一律返回。可是，恰遇西藏叛乱，以达赖为首的反动上层头人，组织叛匪冲击我人民政府，伏击杀害我人民解放军战士。监狱系统急缺监管干部，青海的组织部门找到他们说，再住个1~2年吧，等平叛结束形势稳定了，省里放你们这批广西藉的干部再走吧！这次算帮忙借调。于是他们在工作中就等啊，等！谁知道，60年代又爆发中印自卫反击战，交战两国打得不可开交，青海又是祖国的边疆，组织部门又找他们广西干部谈话说，本來你们今年是可以回广西的，你看中印战争打的白热化，干脆你们留在青海到格尔木监狱吧，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好干部。阿姨笑着说，老头子不光没回广西老家，反而又离开西宁省会，向西走了800多公里到更荒漠的戈壁草原格尔木监狱了。我们的父辈就是那样质朴，象一颗颗螺丝钉一样，拧在哪里便在哪里干好本职工作。从那以后，组织再也沒提调回广西的事，永远的有借无还了，扎根边疆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也千里迢迢地携女带儿地从老家迁到格尔木农场了，那时的格尔木更荒凉，沒有房子，大部分干部都住帐篷和地窝子。老人家边说我边想，目前还保留着50年代末期，家里在格尔木的好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在格尔木场部托儿所的合影，我依稀记得，那时，父亲每天带领他中队的人员到戈壁滩开荒整地。我们家住三站，后据杨桂红问她母亲，站，代表大队，三站便是三大队，冬季，为了解决干部职工的粮食问题，站里组织表现好又靠拢政府的人员，组成若干狩猎队，由干部携枪到昆仑山打猎，进湖打漁，他们负责收捡、运输打到的盘羊、野驴、野牦牛往山下送，然后由站里再分到各家各户。母亲则参加家属加工厂劳动，实行生产自救。5~6岁的我们一帮小孩，只能集中在场部托儿所实行全托，由一位叫朱梅的和另一位忘记姓名的女老师照顾30几个孩子。我记得母亲告诉我，照片里戴大盖帽的是我，穿花衣服的是小龙(田孝荣)，和老师并排坐着的是小英子(翟淑英)，朱梅老师前面坐着的是尚茂才的儿子尚航宁，还有师玉珍，乔东孟的小女孩，小兰子是孙立明的大姐孙淑敏。可惜地是那一半弄丢了，还有一些小伙伴记不住了。也曾记得，当时的犯人沒烟抽，让我捡拾干部丢弃的烟蒂巴，有飞马牌，有黄金叶牌，我都很认真地完成任务，有时妈妈也帮我用报纸包好，将20~30个烟蒂交给那些叔叔，他们很感激地夸我，并小心地把烟丝剥完，又很仔细地揣进怀里。
我在扎辫子朱老师后面戴帽者，右边高个是田孝荣，前边是翟淑珍，可惜地是那一半找不到了。
例二，田农。我的初高中同学，在他的回忆录里曾写到，父亲原在国家公安部工作，也是随押犯到查查香卡农场，也是组织答复过一段时间让回公安部。这一段时间便是一辈子，他们沒有计较个人得失，因为那是一个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昂扬向上的年代，直到开荒建场初具规模，田农的父亲再也没回到他原来的工作公安部，而其母亲追随着丈夫也从原来舒适的工作单位调往青海的查查香卡。老一辈的革命者，他们是献了青春献子孙，
子承父业，当年的被监管的人都认识我，90年代返场，他们要求留个合影。
象我的另一位刘勇同学，他父亲到如今还长眠于查查香卡他那为之奋斗土地，田农的小弟弟也因气候恶劣，缺医少药病逝于查农。前年，同学们邀我去青海自驾游聚会，我夫妇俩得以去墓地祭扫瞻仰了老前辈。在那莽莽的荒野上，在那风吹芨芨草的乌咽声中，在捎去的供品前，两位老同学眼含热泪的跪地祷告，亲人来祭奠他们了。感人的场面也让我潸然泪下，我也深深地跪下给不曾谋面的老前辈磕头作别。就象现在每逢佳节，我们都会在网上祭奠天堂中我们各自的父母一样，寄托着我们无限的哀思！农场对青海省所做出的贡献，正如青海省某一位省长说得那样，青海省的经济发展，劳改系统占其三，功不可没。
我的同学田农写的33页回忆录《长大》，父亲是从公安部协助调犯后留在青海监狱的。
由此可见，农场是属于建设开发大西北非常时期的移民，他汇集融合了各自家乡的习俗、文化、方言及饮食融汇到农场这个小社会，一时间，农场的方言，习俗，饮食呈多元化都带着家乡的铬印。这就书归正传，引伸到我要说的“阳春面”了。南方人的阳春面是苏式汤面的一种，又称清汤光面，汤清味鲜，清淡爽口。是上海、苏州，无锡，杨州，高邮，淮安等地的一大特色美食。由于诺木洪是个移民农场，这一面食才得以落户农场食堂了。
当年，我们生命的補给站场部食堂，如今它亦老矣(徐海林供稿)。
场部食堂每天开饭之时，一般情况下，伙房是不准闲人进的，门外水桶有洗碗水，到开饭时，小黑板上会准时写出今日食谱，那个年代，国家执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市场虽不甚繁荣，但物价是10几年不变的稳定。伙房的馒头，用饭票买是0.25元一斤5个，这里强调一点，双职工的，必须有一人的粮油关系在伙房大集体的帐本上，那样你可以享受购买食堂饭菜或到伙房打开水的权利，假若没有这先决条件，凭谁也不行，权衡利弊，双职工家庭只有作出舍弃一面的选择，一人入伙房大集体帐户，为的是打水，买饭方便，不让人背后说三道四，占集体户的便宜。那时，全农场乃之全社会，上至领导下至小科员提倡的是诚信，凡事从我做起，一身作则的表率作用。
改善伙食，炸洋芋片烧肉。油炸糕，早餐也能吃到，但是每人限量供应。(徐海林供稿)
对于这些事，在场部食堂工作的袁彩棉、赵桂兰、任建国他们最有发言权。有肉的荤菜0.2元一份，红烧肉才是0.5元一份，平常一个人一餐的伙食标准大概有0.25元就足够了。女生比男生会过日子，遇到有红烧肉只打半份，说到这一点，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每逢说到农场的那些事，都会有深刻的感触，那个年代她们没有任何高档衣裳，国营服装厂除了生产中山装、工作服好象也不做别的奇装异服。要想有一件时髦衣服，女同事必须亲下西宁才能到水井巷量身买一件，而大部分是买了布料在农场小转盘东面，由马莉萍妈妈等人组成的小裁缝铺去那加工。化妆品，更是奢侈品，没有这奶，那霜什么面膜，有的只是"灵雀牌”油，“面友”“马牌”擦手油。洗头，好的用香皂，但洗后头发会发粘，用洗衣粉洗头则不粘，所以都用洗衣粉洗头是常事。那时压根就不知道，洗衣粉能烧头皮，现在洗个头还用“护发素”。我前几天和钱玉芬、刘卫红微信聊天她们在微信中如是说。她们的诉说还原了当时农场的生活情景，当时，我们参加工作，工资都很低，做件衣服还要布票，那时每个人一年也就一丈四尺布票，做套衣服也不够，工资也就是每月50多块钱，除了自己生活和买一些日用品，工资也仅剩30多元，还要节省一些给父母贴補家用，现在她们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沒赶上好时候，风华正茂的年轻青春，不知道有花裙子，不知道有更高档次的化妆品，当年很向往、很新潮的衣服就是有一件用“的确良”，“涤卡”做成的小燕尾领式的上衣。
身着小燕尾领，青春靓丽的三姐妹，项宁、钱玉芬、胡王清(钱玉芬供稿)
农场侦保科、机运队、车队，学校、医院男女青年多的单位，比较集中地汇集了当时农场一大批靓男俊女，他们都是不加任何修饰的纯自然美，充滿激情活力的青春美，女孩子们一个个更似小家碧玉一般，美的清纯脱俗，靓的千媚百态，柔的风姿绰约。
场部，修茸一新的大礼堂。图中是漂亮妹子刘卫红(刘卫红供稿,
接着说食堂买饭之事。每天下班，等待开饭之时，有好事调皮的同事便把菜名中有大字改成人字，变成“红烧人肉”了。其他同事见了，知道这是恶搞式恶作剧，便会心的笑笑而已，做这样的事最好在同龄人面前做，要是在科长，长辈面前这样放肆没礼貌，第一，你不敢，农场有农场的场规民约。第二，你得考虑你的政治生命，评定工资或民主投票。一旦让那些老革命瞅见，批评自然少不得，主要是在你评先树优，入党、晋级投票方面的关键时刻，他们会给你掉链子的，那时的民主生活会是真枪实刀地给你搓脖子后面的灰，会让你出一身冷汗。事后，提意见的当事人都会对被提意见的人说一句，我是对事不对人，希望某某同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民主监督，民主评议在当时的监督是行之有效，是非常起作用的！
如今的诺木洪农场医院，已经找不出以前的影子。(徐海林供稿)
言归正传，上面说了“阳春面”与农场人的渊源，下面我要说的是场部食堂吃阳春面。一般情况下，场部食堂打饭，只要大组长李子政掛好食谱，然后反身进食堂插门，再打开领饭小窗，那么就预示着开饭了，这期间任何人叫门是不开的，食堂重地闲人免进。这已经成了不成文规矩，但，有一种情况可以全程参入，那就是早上吃"阳春面”，伙房全面开放，你可以端着碗进到锅灶旁，看着锅里翻腾的面条，那场景有些象现在吃自助餐的情景。桌子上摆放着一小盆白白的猪大油，还有味精，酱油，盐巴，葱花，香菜，辣椒油，它们各自盛在容器里。面条是伙房刘吉文等厨师们起早和面，用人工摇的压面机压好后，再用压面机齿轮切割的，面条细长且均匀。这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阳春面”的滋味，然后，报上你要的几两面条，大师们从锅里捞上几下，然后在你调好汁的碗里，给你冲一些面条汤，面条一放，你的“阳春面”就妥妥地做成啦。端到户外，在阳光的衬托下，
面白叶绿，红红的油汤，简便又好吃的“阳春面”。(海林供稿)
只见碗里的“阳春面”似白藕一般盘卧在池水中，红润润的汤里泛着朵朵的油花，几片小红椒似盛开的小荷花儿，翠绿的小香葱酷似点点蓮藕的绿叶，那是一碗制作极其简单，但又十分养眼，让人垂涎欲滴的一碗“阳春面”。当年，哪吃面的哧溜声、喝汤的咕咚声，还让我记忆犹新回味至今。我不知道已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诺木洪同事们，如今是不是还保留吃"阳春面”的习惯，估计吃的也是不多了，但据在安微宣城戒毒所工作的宋毅军说，他和钱玉芬还有清晨早餐吃“阳春面”爱好，他说，一呢，“阳春面”做起来方便。二呢，有一种怀旧的心情在面里，从这点看，宋毅军两口子也真是性情中人。
青海酿皮子。
同样的一次难忘吃面是80年代的中期的冬天，有一次去格尔木兵站，山东老乡哪儿玩，每到开饭时，老乡他是一个汽车兵，我就跟他到饭厅吃8人一桌的班餐。有一次玩的过了饭点，我们6个人回到宿舍自己下面条，大家分头行动，有去伙房要掛面，牛腿棒大白菜的，有贡献上海梅林制做的军用红烧大肉罐头的。一个山东小兵贡献了两听一斤装，绿皮的红烧猪肉罐头，那时造的罐头还不是人性化“一拉得”式的，我们找来锣螺丝刀，用钳子一点一点凿开，将面条和白菜放锅里先煮，等汤少面稠了，再把红烧大肉放进去搅匀，一人盛一碗热气腾腾的，沒有名称的“烂面”，那真是好吃得了的。特别是舌尖遇上了瘦肉或者纯白烂乎的肥肉，那软糯浓浓的，咸滋滋的香，吃在嘴里，味道别有风味妙极了。
窑洞式的房屋，全场的人事任免，农场重大建设全在这里会议决定。(徐洪林供稿)
回山东30余载，几次梦想，念叨格尔木的军用红烧大肉、鲅鱼、带鱼还有微辣的大肉罐头。它们分500克和1000克装的。前几天去超市偶然发现货架上摆放看军绿色的红烧猪肉罐头，23元一听。
冲它是军用罐头，我买了它寻找当年的滋味。
上面标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OO三工厂生产的。我和老伴抱着寻找当年那个记忆中的味道，拉开了罐头，按“阳春面”的待遇做了一小锅面条，然后放上红烧大肉。味蕾告诉我，记忆中的那种感觉它沒来。这或许是我的味觉变得迟钝了，也或许是食材变了，也可能是我的思想变了，我，再也回不到那个记忆犹新的年代了，它是一个值得永远回味，但又不可能复制的青春符号，它的名字叫“年轮”、叫“岁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日过去了，就不可能再拥有了。
诺农也曾种过‘烟泡花’，愿诺农的小花开遍祖国各地(摘自夕阳微信)
写到最后，我边写边才弄懂了要写《诺木洪阳春面》的真正意义，我的初衷也只是想用“阳春面”这篇小杂文作引子，从另一个方面去阐述、讴歌我们父辈当年艰难创业、拓荒的一点生活片段。其次，还写了那些经历过农场的生活，见证过农场发展的我们，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能看的懂，还能体会那时的农场氛围。只有我们还能从历史的车轮，岁月的风沙中捡拾起许多记忆中的碎片，在晚年的平淡生活中，我想努力地把碎片粘合起来。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记住诺木洪，记住303信箱，记住青海省第六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它曾经是荒芜的、曾经是辉煌的，而如今，一个甲子年之后，又被历史长河所淹没，诺木洪农场，它已完成历史使命回归地方了。
沙柳的品质和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诺农儿女进取向上的动力。
虽然，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但，诺木洪的名字，诺木洪的阳春面，它养育过的诺木洪儿女，如丰碑般，永远镌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中，包括那碗虽不奢华，但足以让人铭记的《诺木洪的阳春面》！
我来自名不见经传的诺木洪农场，但，如今国內外的人都认识我。(摘自夕阳微信)
文章指导:微笑。
文字校对:沙枣。
在这里感谢，徐海林，刘卫红，夕阳红，钱玉芬提供的资料照片，(红沙柳照片不知用谁的)
2017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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