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借助学校“助学金”度过的。
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缘由时代观念，读书期间对于贫穷的认识非常“恬淡”，甚至有种近乎变态的“自豪感”，对于每次能拿到班级“一等助学金”感到特别神奇。
现在想来，当初有这种认识确实是件好事，没有让我因为家庭的贫穷而自卑，更没有因此增加我的心理负担。
然而，贫穷真正给我带来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很多时候被我有意或无意忽略。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跳出“农门”唯一的途径就是考学。我坚信，不管你是出生在农村，还是有幸生在城里，只要你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不是官宦子弟，不是富贾后代，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在“通过考学跳出农门”的这条路上，我却“有天时而无地利”。
我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小学毕业的，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国家对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考上了县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在学霸如云的重点班，我当了三年数学科代表，还兼任了一年学习委员。每次考试的时候，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怕！不过我怕的理由跟他们不大一样：一怕试题太容易了，做起来没“滋味”；二怕老师监考不严，成绩没有区分度（当然这是孩子级别的幼稚想法）。
应该说，大到国家形势，小至个人天资，我是占尽“天时”。
只可惜，家庭条件太差，让我失去了“地利”。家里供了初中三年，已是几近断炊，如果继续高中，两个妹妹就可能连初中都无法继续，所以，我只能报考中专。
学校领导了解我的情况，他们也认为只能这样，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那时实行“一考双招”，就是高中和中专招生是通过同一次考试录取的，第一榜先由重点高中录取，第二榜中专，再次一等是普通高中。记得在开考前教导主任于某鸿特地找到我，给了我一番“非同寻常”的嘱咐，大意就是：既然要报考中专，那就不能考分太高了。如果考分太高，就会被重点高中录取，所以要我每科故意丢十到二十分。
真是天怜我也！答题的时候，我分寸把握得特别好，总分不高也不低，正好控制在本地那所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区间内。就这样，我算起如愿以偿了，被当地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
半是荒诞，半是无奈，可是我的命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被决定的。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明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在倒觉得是一个故事！尽管难以置信，却是真真实实！
三年后，我成了一名教师，那年我十八岁。与此同时，我昔日的同学参加了高考……
又四年，我曾经的同学大学毕业了，他们有的直接分在国家相关部委，有的留校任教，更多的分在省厅级单位。
这时的我已由A镇调到了B镇，渐渐适应了“把生命消耗在ABC的一千次、一万次重复之中”的生活”。与四年前相比，唯一变化的一点就是由“84级学生的英语老师”变成了“88级学生的英语老师”，仅此而已。
那天走在路上，路旁有家店铺正在高分贝播放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我突然想到一个好笑的问题：如果上天真的给我五百年，我也不敢再与我的那些同学比肩，因为这之间的差距别说五百年，就是五千年我也莫-能-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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