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15天《大匡 第十八》第25～32段

《管子》学习第115天《大匡 第十八》第25～32段

原文阅读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公，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县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

      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

        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

        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事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

      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

      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无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

      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字词注释

[1]征：赋税。

[2]案田：按田地优劣征税。

[3]晏子：齐大夫，晏婴祖先。

[4]高子：齐国贵族 。齐有两大贵族之家即国氏、高氏。下文“国子”即其另一贵族之家代表。

[5]李：通“理”。办案的狱官。

[6]为宅：负责宅地管理。

[7]公：首都办公处。

[8]遽：邮驿。委：存放，储存。此处指存放之所。

[9]车：“连”的误字。连，一种人拉的车。

[10]委：委积、预备招待客人用品。

[11]有司：来客的主事者。别契：通关契文。所以称“别”，是因古代文契凭据往往一分为二，两方各持一半。

[12]出：“士”字之误。

[13]劝国家：助国家。

[14]得之：得这样的人。成而不悔：国事成就没有可后悔的。

[15]政治：在此即“理政”。即有行政能力。

[16]野为原：开垦荒野，变为良田。

[17]又多不发：又多而不废。不发，引申为获多利益多、无所废弃。发，古通“废”。

[18]起讼不骄：出了争端不骄慢。讼，事端。

[19]行此三者：衍文。一说为窜文，在“为上举”之上。

[20]仕：没有事先学好本领就从政。

[21]靖：静，沉稳。

[22]农农：努力貌。

[23]应：顺承。

[24]县：地方官。行之：此处是“试用”的意思。

[25]举：当为“与”。

[26]君举：君主举而任用之。

[27]国子：为“高子”之误。

[28]廉意：即考察是否出其真意。廉，察。

[29]情与义易：情理是非可以交换，即断案不能仅靠是非，还应考虑情理。

[30]义与禄易：错处若不是很重，可用禄位抵罪。

[31]易禄无可敛：只是因为有禄位而不问罪过轻重，是不可取的。敛，收，纳。在此指不能采纳的意思。

译文参考

        齐桓公在位十九年，减轻了通关、市场的赋税，变为五十取一，考察粮食的多少以及田地的优劣征收粮食税，每两年交一次税。年成好税率为什取三，年成一般税率为什取二，年成不好税率为什取一，闹饥荒不收税；荒年考察有无交税能力而收税。

        桓公让鲍叔鉴识群臣中表现突出的，让晏子鉴识记录没有出仕的人和农夫之中表现突出的，让高子鉴识百工商贾中表现突出的。国子管理狱讼，隰朋管理齐国东部事务，宾胥无管理齐国西部事务，弗郑管理宅地工事的事。凡是做官的人住在国都办公处所附近，不做官的和农夫住在城门附近，百工商贾住在集市附近，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储备食宿，有官员值守。追随的各诸侯国要想到齐国联络，会给那些随行的官吏派一人帮着拉装载行李的车，如果住宿，就派人给他喂马，提供饮食。来客把通关的别契交给主事者，到国都共有八张别契，如果浪费待客礼数不周或别契数量不对，就会降罪。

凡是一般百姓想到乡里办事，乡吏扣押七天不办，就囚禁。士办事交接，官吏如果扣压五天不办，就囚禁。贵人之子办事交涉，官吏如果扣压三天不办，就囚禁。凡是县吏引荐各诸侯国的有识之士，考察他们才能大小来进行赏赐，引荐出了错也不加罪。

        命鲍叔举荐大夫，辅助国家，有功劳而没有过失的，为上等的举荐。治理国事有政绩，次之。开垦荒野，使其变为田地，获利多无所荒废，起了争端不骄慢的，次之。处理政务有功，但不能开荒又多有废弃的土地，处理争端态度骄横，有此三种情况的就列入下品。

      命令晏子举荐贵人之子，出来做官不是生手，在家不奢华，友爱长辈和晚辈，就推举为上等；做到两项的次之，只能做到一项的为下等。士处事沉稳，敬爱老者和上级，交往不失礼仪，能做到这三项的举为上等，做到两项的次之，只能做到一项的，列为下等。农夫勤劳卖力，敬待尊长赡养老人，做事恭敬，能做到这三项的举为上等，做到两项的次之，仅能做到一项的列为下等。

      命高子推荐工商中有才德者，敬顺父亲兄长，尊敬奉养老人，办事认真，能行这三项的为上等，能行两项的为次等，能行一项的为下等。命国子结合案件原委判断案情。

三位做完了选拔举荐的工作，所推荐的人交由各县试用。管仲再同他们交谈考察，然后上报再拜见国君，年年如此，由国君最终起用。

        管仲告诉鲍叔说：“处理国事无功有过也没有政绩，不能拓荒却多有废弃的田地，处理狱讼骄横，有这三种过失的，有罪无赦。”管仲告诉晏子说：“贵人之子在家奢华，交友不善，贪好酒食，凡有这三条的，有罪无赦。士出入变化无常，不尊敬老人而钻营富贵，做到这三条，有罪无赦。农夫出入不尊敬父兄，农事不勤勉，不尊敬贤者，做到这三条的，有罪无赦。”管仲告诉高子说：“百工商贾出入不尊敬父兄，处事不恭敬，不赡养老人而行事诡诈，做到这三条的，有罪无赦。”凡是对待父兄没有过失的，州里都称赞他，官吏举荐他，君主就任用他。做得好而没有得到嘉奖，有过错却没有得到惩罚，因此不愿进身的官吏，要访察他是否出于真心。对待父兄没有过失，但是州里没有称赞他的，官吏也要举荐他，国君也会起用他。做得好，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做不好，官吏就会受到惩罚。

      桓公对国子说：“所有贵贱的准则，不过是在家父贵子贱，在外师贵徒贱，在上君贵臣贱，凡这三点遭到损害却不能以死捍卫，或受到损害却不知情的，就不能赦免他的罪责。断案可以用人情与法理是非交易，用是非与俸禄交易，不顾是非情理，只是用禄位抵罪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有这样行为的，都不可赦免。”

核心内容解读

      这几段内容讲述了齐桓公管理国家的税收和行政事务方面的政策、一些重要职务的人员任命，对人才的选拔举荐流程和赏罚机制，还有断案时的原则标准。

      首先说税收。齐桓公在位第十九年时，“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减轻了通关、市场的赋税，这时的税收标准，是收取商贾货物价值的1/50。市不仅能够吸引国内及其他诸侯国的商贾进行贸易，以使其他国家的财物汇集而来，其结果是丰富本国物资，还能通过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管子》“关”“市”经常连用，认为“关”也非常重要，诸侯国的财货通过关而进入齐国，对于行商不过多征收关税。商人过关交税进入齐国后，就不再征市税。对于贾人则主要在市征税，当他们出入关卡时，就不能再征税了。齐国一直采取轻税的政策，国内共有十六个关，这些关实施统一的征税标准，即关税为所有货物价格的百分之一。至于空车出入关卡与背负货物出入关卡的人，就不再征税了，其目的自然是减轻税收，汇聚天下财物。较之农业税之“田租百取五”，关、市之赋较轻，易刺激商业贸易，保证农业器械的供应，以使“毋乏耕织之器”。

          为汇聚天下财物，齐国对于从其他诸侯国的运送货物前来贸易的商人，实施轻税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关的征税标准比市的征税标准为低，《幼官》云：“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即市的赋税标准是2%，关税的征收标准是1%。齐国在轻税的基础上，有时甚至对于经过齐国到其他国家贸易的商人，取消关税，《管子·小匡》：“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

      相对于其他诸侯国，齐国管子更重视商业贸易。齐桓公在位期间，齐国商业税收政策一直比较稳定，促进了经济繁荣，为其获取霸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说一下人才选拔。桓公让鲍叔举荐大夫、鉴识群臣中表现突出的，让晏子举荐贵人之子、鉴识记录没有出仕的人和农夫之中表现突出的，让高子举荐鉴识百工商贾中表现突出的。三人在举荐选拔时的标准，主要包括品行和能力两个方面。推荐出来的人先到地方基层试用，再由管子交流考察，再上报国君，由国君最后定夺。

      在选拔人才的标准方面，管仲对鲍叔说，“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无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可以看出，管子非常重视农业，强调敬老事贤，看重伦理秩序，对待父兄没有过失。这些标准对于约束官僚行为和引导民众风尚有一定的作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上）

        官僚政治这个词，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说到这，就必须要提到一位学术大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20世纪初的时候，韦伯仔细观察了欧美等国的行政组织，提出了“官僚制”这个概念。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按照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这个组织实行等级制，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上级，所有的层级都依据规章制度来运作，就像流水线一样。韦伯所说的这种官僚制，是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描述，它跟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有相似的地方，比方说，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上下级界限分明，都按照规章制度运作，等等，但是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而这跟古人对官僚政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

      古代中国没有官僚政治这个词，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对官僚政治这个现象没有认识，恰恰相反，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官僚政治持续时间最长，也最发达。所以，中国人很早就对官僚政治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可以用“事君治民”四个字来概括，意思是：为君主服务，管理民众。也就是说，官僚处在君主和民众中间，对上，他们效忠君主，替君主做事情；对下，对老百姓进行统治和管理。这样，官僚就有两张面孔：在君主面前，他们是臣子，必须顺从君主的意志；而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又是父母官，掌握了很大权力。

        在这个结构中，君主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理论上讲，官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怎样管理老百姓，都是君主规定好的。这就跟韦伯所说的官僚制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因为近代西方的官僚集团上面，并没有一个握有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它的权力也不是君主赐予的。但古代中国不一样，说到底，古代中国官僚所有权力都是君主给的，官僚本身只不过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没有独立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本质，就是君主官僚政治，或者说帝制官僚政治。这样，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也就很好回答了——从君主制诞生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官僚政治。因为君主要进行统治，必须依靠一批专业人士，这样的专业人士被称作官僚。

        资料显示，夏代就设有专门的官职，负责收税，处理犯罪问题，管理农业、畜牧业等事务。到了商代和周代，中国的官僚政治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周代，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制。

        首先，是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明确划分。周代实行分封制，周王室所在的区域是中央政府，各个诸侯国，像齐国、鲁国、晋国，相当于地方政府，这样就出现了中央官员跟地方官员的区别。这个区别贯穿了今后的中国历史，其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其次，是建立了严密的等级制。在周代的官僚体制中，周天子位于顶端，他的下面是诸侯，相当于天子派往各个地方的最高长官；诸侯下面是卿大夫，担任各类官职，帮助诸侯管理国家，属于中高级官员；卿大夫下面还有士人，士人们承担具体工作，有点像现在的基层官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结构里，周天子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诸侯只需要履行完对周天子的法定义务，回到自己的封地上，诸侯做什么事，周天子是无权干涉的。同样，卿大夫也能在自己的封地上做主，诸侯不能随意干预。这就是分封制的精髓，所以，这时候周代的官僚政治不能叫做君主官僚政治，因为周天子还不是专制君主。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君主和官僚集团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简单地说，专制君主开始出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周王室把都城从西安搬到了洛阳，史称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整个国家陷入动荡，诸侯们开始互相攻击，而且越来越频繁。据学者统计，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诸侯国之间至少发生了762次战争，平均每年多达4次，很多弱国、小国都被强国吞并了。激烈的战争让诸侯认识到，原有的官僚体制不够用了，只有把权力集中起来，才能聚集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此时涌现出来的君主，齐桓公、楚庄王、吴王夫差等人，和他们的前辈比起来，权力是大大加强了。但是光这样还不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才能保障君主掌握绝对权力。这方面的范例，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和350年，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了两次变法。商鞅变法废除了分封制，虽然贵族还有封地，但不能自己收税、组织武装，必须听命于国君，这样所有权力都被集中到君主手上。由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秦国国君的权力比其他诸侯更大，成了第一个专制君主。那么，他是如何统治那么大面积国土的呢？具体来说，是推行了郡县制。郡，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郡下面设县，两者合起来，就叫郡县制。郡县制跟分封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分封制下，官员同时是有封地的卿大夫，相对比较独立，如果实力强大，还会对君主构成威胁；而在郡县制下，中央政府负责任命各地官员，郡和县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治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就是薪水，则统一由中央政府发放。那中央政府谁说了算呢？君主。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直接归君主管。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战国时期齐国“市”之考察——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市法〉为中心》，郭丽，《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2012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李志安；杜家骥，中华书局，2015年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