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的深秋，寒意渐浓，华夏大地却暗流涌动。此时的元朝，宛如摇摇欲坠的朽厦，各地义军蜂起，烽火燎原，而朱元璋领导的明军，已然羽翼丰满，剑指北方，意图将蒙元势力彻底逐出中原，开启属于汉家的崭新王朝。
十一月，大军行至下邳（今江苏雎宁西北），凛冽的西北风呼啸而过，吹得军旗猎猎作响。徐达、常遇春等一众将领立马阵前，眼神坚毅。徐达一声令下，大军兵分两路，开启征程：西路，都督同知张兴祖（又姓汪）率宣武等卫军，自徐州浩荡北上，目标直指济宁、东平，宛如一条蜿蜒的钢铁巨蟒，气势汹汹；东路，则是徐达与常遇春亲率主力精锐，向着益都狂飙突进，似凌厉的鹰隼，要直击蒙元在山东的要害。
起初，战事进展颇为顺遂。大军刚到沂州，当地的王宜、王信父子眼见明军势大，便开城投降。可没等徐达等人松下一口气，这父子俩竟又突然反叛，好似狡黠的狐鼠，妄图在乱世投机。徐达怒发冲冠，当即率部猛攻沂州。一时间，喊杀声震天，明军士气如虹，很快便攻克沂州城，王宣被斩杀，以儆效尤。这一番雷霆手段，震慑了周边州县，峄州（今山东峄县）、莒州（今山东莒县）、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沭阳（今属江苏）、日照（今属山东）、赣榆（今属江苏）等地的官吏，纷纷弃械归降，犹如惊弓之鸟，只求能在新主麾下寻得生机。
十八日，快马携带着朱元璋的亲笔书信疾驰至沂州。朱元璋虽身处后方，却对前线战局洞若观火，他在信中指示徐达：“如向益都，当遣精锐扼黄河要冲，断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物矣。”徐达得令，即刻调派平章韩政率精兵疾驰至黄河要隘，筑起铜墙铁壁，阻截元军援兵。他自己则亲率大军，风卷残云般扑向益都。
益都，乃是山东重镇，城墙高耸，城防坚固，元军在此重兵把守，妄图负隅顽抗。徐达大军围城，日夜攻打，云梯、投石车、火炮齐上，城中百姓惶惶不安，元军守将普颜不花也是心急如焚。二十九日，决战时刻来临，明军攻势愈发猛烈，普颜不花拼死抵抗，在城楼上往来督战，身上战袍染血，宛如浴火修罗。但明军的潮水般攻势终究难以抵挡，普颜不花战死，益都城破，徐达乘胜追击，寿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昌乐、高苑（今属山东高青）等县相继被收入囊中，山东大地的东部防线，被明军撕开一道大口子。
与此同时，西路的张兴祖军也是连战连捷。大军进逼东平，元平章马德望着城外铺天盖地的明军，吓得肝胆俱裂，弃城而逃。东阿、安山（今山东东平西）等地的官吏见主心骨溜了，纷纷出城投降，张兴祖不费吹灰之力，收编士卒5万余人，兵力愈发雄厚。初八日，大军兵临济宁城下，元守将陈秉直听闻明军威名，连抵抗的勇气都没了，直接弃城而逃，济宁轻松落入明军之手。
东路徐达军在益都稍作休整，大军就直逼济南。济南城内，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脱因帖木儿等人早听闻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心中慌乱不已。当明军的先锋部队出现在城外视野中时，他们竟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便引军逃窜，济南城不战而克，明军缴获官兵3800余人，战马429匹，收获颇丰。
这一连串的胜利，让明军士气大振，徐达派遣部队继续东进，进攻登州（今山东蓬莱）、莱阳等州县。这些沿海之地，元军虽兵力分散，但凭借着复杂的地形和沿海防御工事，负隅顽抗。明军在滩涂、海港边遭遇顽强阻击，不少将士深陷泥沼，或是被海上暗箭所伤。好在徐达调度有方，常遇春身先士卒，激励着士兵反复冲锋，经过几日苦战，将登州、莱阳等州县一一攻陷。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新春的气息并未冲淡战场上的硝烟。常遇春率部攻打东昌，这位猛将一马当先，麾下骑兵如旋风般席卷而至。东昌城内，元军本还想拼死一搏，可在常遇春的勇猛冲击下，防线瞬间崩溃，茌平等县的官吏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不久，徐达亲率大军再攻乐安（今山东广饶），此时的明军已经是百战之师，作战行云流水，乐安很快平定。
在这数月的征战中，明军有速胜的狂喜，也有攻坚的艰难；将领们既要运筹帷幄，应对元军的各种战术，又要安抚新降之地的百姓，稳定人心。士兵们则在冰天雪地、枪林箭雨中穿梭，有人轻伤不下火线，有人重伤仍呼杀敌。每一场战斗，都是生死博弈；每一座城池的攻克，都凝聚着无数的血汗。随着乐安的平定，山东大地基本恢复平静，百姓们望着明军的旗帜，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旧朝覆灭的感慨，也有对新生活的一丝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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