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外，漆木工艺丝织技术，比之毫不逊色，都是贵族之爱

商代青铜器外，漆木工艺丝织技术，比之毫不逊色，都是贵族之爱

商代的历史虽然距离我们非常久远，但是从甲骨文和考古发掘还是可以知道那时候人们的聪明智慧和科技文化。其中，要说到的是商代的漆器和木制器也很发达，不过，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现今能保存下来的不多，因为这些东西埋在地下容易腐烂。

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出土的残漆片来看，虽然木胎已腐朽，仍能看出器形有盘盒之类，花纹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蕉叶纹等，都是朱红底的黑漆花，有的还嵌有嫩绿色的松石，色彩绚丽鲜明，漆面乌黑光高，花纹纤细精巧比例匀称。从漆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来看，并不比青铜器的铸造逊色，其晒漆、兑色、髹(xiu休)漆，镶嵌等方面的成就，反映了我国漆器工艺技术发展到商代已具很高的水平。虽然只是看到的商代漆器的一斑，但也能窥视到古人漆器技术工艺水平已经的比价高的了，今天的人们非专业者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准。

商代木器没有发现保存下来的，从湖北黄陂盘龙城的中型墓和殷墟的贵族墓中，发现的雕花木榔板(棺材板)来看，花纹和青铜器上常见的相似，雕刻很精细。说明木器生产在商代也有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竹器在商代的遗址中没有出土过，但从一些遗址、墓葬中遗留下来的痕迹看，有些器物是用竹篾编织的。从这里也大体了解到商代木器和竹器的技术工艺也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令今天的我们这些后人叹服。

商代的纺织虽是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因养蚕和桑麻的种植是农业生产中的副业，所以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有养蚕、桑麻的种植是农业生产中的副生，所以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达起来的。有关蚕、桑、麻的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这里只作一些补充说明。在河北藁城台西和殷墟的遗址中，都出士有石、陶的纺轮、青铜小针、小骨针，这些都是遗留下来的纺织工具。织布机因是木质的未能遗留下来。

据古书记载，传说在夏桀时“伊尹以亳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管子·轻重甲》),说的是伊尹以亳的采桑养蚕女们织成有文彩的丝织品一纯去与夏交换了粟一百钟。还有商纣时“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帝王世纪》)。这些传说说明商代已经有丝绸绫绢等丝织品。这些都是统治者们才能穿得起的,是贵族们专用的,人民只能穿麻布之类的衣服。那个时代虽说人有贵贱之分，贵族身上所穿的丝绸制品却是低贱的贫民百姓织成的，反映了商代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娴熟的技术工艺，他们既是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也是古代精神文明和古代文化的创造者。

商代的手工业有官办和民营两种，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如青铜冶铸、制骨作坊、玉石制造、陶瓷制造等作坊，都是由商王朝和各地的奴隶主贵族设置，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王室和奴隶主贵族生活所用，也有部分剩余作商品。生产者是奴隶，这种有技能的奴隶是不能任意杀害的，但可以作为礼品一样进贡或赏赐。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呼取工沏致”的记载(《金》567)。工是工匠，沏是畜牧奴隶，意思是叫人去领取进贡的工匠和畜牧奴隶。商代人的等级分明，奴隶众也分有几个等级，这里所说的技术级的奴隶还是受到奴隶主们的重视和重用的。

早期的西周青铜器《史兽鼎》铭文中有“史兽献工于尹”的记载。可见到西周早期还将工匠作贡品进献。卜辞中有“多工”(《粹》1284)和“百工”(《屯南》2525)的记载。这都是指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工匠，而不是官名。周武王灭商后，周公辅佐成王，将商的遗民分给鲁六族和卫七族。这13族中有的就是工匠之族，如索氏是制绳的，陶氏是制陶瓷器的，长勺氏、尾勺氏是制酒器的，施氏是制旗帜的，繁氏是制马缨的，锜氏是制刀锉等工具的，樊氏是制竹木器的，终葵氏是制椎的。这些商朝技术遗民成了西周官办手工业工匠。民营的手工业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大多还是农业生产的副业。生产品除自己外，也作商品交换。这些生产者是自由民，大多是由农民自己来生产。

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间自办的手工业作坊，这些技术手工业者同样为国家和社会制造和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为华夏民族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的很多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遗存和继承，都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与创造。看到本文所叙述得出商代手工技术文明，您有什么感想呢？欢迎留言讨论并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