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撰写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跨学科著作，1997年出版，甫一面世，即引发轰动，影响力至今不衰。
贾雷德·戴蒙德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来源于“亚力之问”：他早年在南太平洋岛屿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的时候，一位当地著名的政治人物亚力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广而言之，就是在世界上不同族群的人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不同族群的发展速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了作者的深思：从智力上说，新几内亚的亚力与欧洲人一样聪明，造成他们之间生活、财富、权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成果表明，地球现存的所有人类（不包括卫斯理及其亲朋戚友）均来自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从根本上否定了族群在生理方面的差异。尽管戴蒙德写作本书时，还没有看到了这一研究成果，但他在自己的科研经历中，近距离接触过世界上不同族群的人类，得出了不同族群的人类在智力上平均性。因此作者自然就能跳出种族、文化之类的窠臼，去寻找更底层的原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采用了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解释框架。
首先他将族群差异的原因分为近因和终极因，近因是指与历史事件直接关联的因素，而终级因则是指影响或决定世界大历史的模式，“历史科学研究的是近因与终极因的因果过程”。近代历史最具戏剧性的族群碰撞是欧洲人与美洲土著在上卡哈马卡的交锋，168名西班牙人打败了8万印加土著土兵，俘虏了印加皇帝。这种一边倒的战局中，西班牙人拥有枪炮、铁制刀剑和马匹等多种武力优势；在此之前，欧洲人带来的微生物让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死于非命，还引发内战，印第安人的实力被削弱；西班牙人可以借助集权政府组织人员、技术、财力进行远征，还使用文字传播信息，撰写航海指南。这些都是西班牙能够实施“降维打击”的原因，而在作者看来，这些都只是近因。
戴蒙德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论点：地理和环境因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即终极因。地理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类是自然资源方面的差异，主要指环境中可以作为食物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这一因素决定了食物生产起源的可能性，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种类越多，则更有可能从采猎社会转向农耕社会。第二类是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差异，这一因素决定了农业食物生产技术传播的速度。欧亚大陆轴向是东西向，在同一纬度的地区气候条件接近，有利于食物生产技术传播，美洲和非洲轴向是南北向，跨越了不同的气候带，阻碍了食物生产传播，因而欧亚大陆在食物生产上占得了先机。第三类是影响技术洲际传播的地理差异，这一因素决定了向其他区域采借技术的可能性。沙漠、山脉、海洋这些地理隔绝因素，给技术传播增加了困难。第四类是各大洲在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这一因素决定了技术创新的需求和能力。人口多的大洲会出现更多的发明家，也会出现更多的竞争因素，因此会倒逼人类进行更多的创新，否则可能会被其他人类淘汰。因此，地理和环境因素才是造成族群差异的终极因。
认识到族群差异的终极因，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重走一次相同的历程来消除族群差异，相反，终极因恰恰是我们的避坑工具。终极因是人类在上万年的演化进程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原因，克服终极因的不利因素，就是加快区域发展和消除族群差异的利器：第一类因素，人类现在已经难以在自然中发现和驯化新的动植物物种，但是人类能利用技术能力，改善物种抗旱、抗涝、抗寒、抗病等新的性状，使现有的食物生产物种能够适应更广泛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发现了新的物种，同时也可以克服地理环境的第二类因素；高速交通工具能够让技术、物种的交流更加便利，可以打破地理隔绝的障碍；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人口众多不再是创新的重要基础，人口不多的族群也能创新。在克服了终极因的障碍后，这种环境下，近因反而能创造出更多“弯道超车”的机会，对于后发的族群，科技进步、政治制度、基础教育这些近因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作者在书中把中国作为单独的一章进行分析，在《收场白》中指出，中国近代被欧洲超越的原因是大一统国家导致缺乏创新。反之，这个大一统国家认清了发展的方向后，也能激发出小国无法比拟的强大创造力。中国正走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有信心再次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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