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怕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把一件事颠来复去说个没完的情况。
把外国人的名字通过谐音翻译成中文，本是很寻常的事情吧？
但是总有一些没半点常识的傻瓜蛋子胡搅蛮缠，说一些废话。
上海报上就有些很无聊的评论者，什么报纸我记不得了，不是《新申报》就是《时报》。
那些人说，想要做一个新文学家，肯定要说一些人类听不懂的话，比如把人名叫成什么“屠介纳夫”“郭歌里”之类的。
其实我们常说的什么靴了，狮子了，葡萄萝卜了，佛了，伊犁了，这也都是音译，那不也都用得好好的？咱也不懂为什么非要争执几个新译文出来的名字，咱也不敢问。这些人要是为了哗众取宠也就罢了，如若不然，那真是可怜死了。
现在很多的翻译者，比古时候的翻译家，反而是更保守了。比如南北朝人翻译印度人的名字，直接就是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神婆...人家才不管别人听着像不像中国人常识里的名字，不管别人听不听得懂，直接发什么音，就做什么音译，反而到现在我们一念就大概知道这名字本来是怎么个发音。
谁能想到光绪末年的时候，一些留学生的书报上，反而出现了一个名为“柯伯坚”的外国人。这名字起的“好”吧？要是不仔细查阅上下文，估计想当然的要以为他是柯家老爷子柯仲软的兄弟了。好在留的有相片，知道事实并不如此。那“柯伯坚”其实指的是俄国的Kropotkin，现在百度上翻译是克鲁泡特金。那书上好像还有一个名字是“陶斯道”，我记不得是说的Dostoievski，还是Tolstoi了，其实也就是你们认识的托思维耶夫斯基或者托尔斯泰，啊，你悟了吧？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听着好像确实不比“柯伯坚”更古雅，但是如果非要让外国人的姓氏符合《百家姓》里的逻辑，好像也很奇怪吧？偏偏当今的翻译界就是这么做的。要说起来，这两个晦涩难读的名字，已经比“六朝和尚”好的不止一星半点了。即便如此，还有人在暗地里呜呜渣渣的，真是废了！
我觉得，现在的翻译家其实可以学学古代做翻译工作的僧侣们，不管人名还是地名，原音怎么念，你就怎么译，就得了！也不用绞尽脑汁去设计名字，说不定以后世人觉得不合适了还得给你改。就比如我们提到的“柯伯坚”，后来改成了“苦鲁巴金”，再后来又改成了“克鲁巴金”，以后怕是还得改。
搞笑的是，去年Kropotkin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上海《时报》连人家的照片都用错了。名字都搞不清谁是谁，这事说到底也不足为奇了。
（2）
自封头衔为“国学家”的几号人，也笑话音译的事情，这说起来，多少有点不合适。你时候他蠢吧，他好像更多的是可悲。
如果真顺了他们的意见，那会变成怎样呢？我想大概是如下三种情况：上策就是只要涉及到外国的事一概不说；中策是只要有外国人的名讳，直接简写成洋鬼子，比如《猎人日记》洋鬼子著，《巡按使》洋鬼子著，too；下策是，把外国人的名字都给他改成中国人响亮的大名，比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发现美洲的是黄三太。厉害吧？
如果不这么做，那那些大“国学家”所不懂不爱不用的音译词语，怕是要侵入真国学的地界儿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出版有十年左右。要谈论国学，那才能算是一本真正研究国学的书。开篇有王国维先生做的一篇长序，得以看出，他才真的可以算得上是研究国学的大人物。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巴拉巴拉巴拉，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三地也”。
这些译音比“屠介纳夫”还难懂吧？那为啥还非继续这样用呢？因为这是人家真正的国学大师翻译的地名，所以甭管那些上海的喽啰们再怎么不屑再怎么背地冷笑，他们也只能是背地着冷笑，名字嘛，他们没权利改。
当假的国学家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闭门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早就跑到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qi）里，把咱们老祖宗的汉晋简牍偷挖掘走了，而且还编攒成书了。所以你真想研究国学，你拿的都是人外国人的书，只能是从英文再往回翻译；正是因为国学必须好好研究，所以我刚才信口说的三个情况，像“上策”似的闭口不谈，或者像“下策”似的粗鲁地把古代地名都直接写成中国的地方，那肯定不能这么干。
也不单单是上头提到的地名问题。你想要研究元朝的历史，那你必须得明白这些外国人写的内容，你要光是手握着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少得可怜的字眼，那你能研究明白也就奇了怪了。（元朝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蒙古人入侵俄国甚至欧洲的过程，所以掺杂着外国的文化，这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想要了解清楚，必须用到音译词，要不根本分辨不清，还谈何研究）
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也就罢了，真要是发达起来，请恕我冒昧，这可不是上海的一些自认为是国学家所能插足的事情。
讲个笑话，我读王国维先生的序文的时候，那个“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一开始我是真不知道要怎么断句，研究了半天才明白，一个是马咱托拉，另一个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想要清清楚楚讲好国学，那势必要掺和着外国字和新式标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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