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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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三个穿着兰色制服的家具商场的工人，把一些家具组件从电梯间搬到办公室门口时，武杰这才想起欧宛茹在几天前曾经跟他说过，要更新公司的办公用具。从眼前这些分拆开、每个组件都包裹着保护聚酯漆面的毯子的散件看，应该是一张大班台和一个组合书柜的部件。

 就在工人忙碌之际，公司秘书，一个英俊、高挑个，叫葛新建的年轻人适时走了进来。他在武杰身边站定，稍许弓了一下腰，用恭谦的口吻说，邢总，欧总吩咐给您更换写字台和书柜。武杰说，这台子和书柜不是用得好好的吗，何必浪费？葛秘书说，不会浪费的。欧总指示了，您这边的台子和书柜撒下来后，归我使用。 武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他知道他和欧宛茹之间的暧昧关系。他甚至有点瞧不起这个吃软饭的、家在贫困山区的大学生。在旧时代，他就是强势的妻子欧宛茹的男宠或者面首？他用一种嘲讽、双关的语调说，呵呵，旧东西，你也喜欢？葛秘书当然知道武杰这话所指的是何事，脸上即显出一副窘态。其实，说这刻薄话之后，武杰也有些自责，平时在公司众人面前，他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形象。

这是一幢高级写字楼的第十八层、朝南的一间办公室。其时，武杰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高背皮转椅上，面对着大玻璃墙幕，透过拉开了绒布幕帘，凝视着外面的景色：看悠悠的白云，看眼前这一片鳞次栉比的楼群，看对面一座正在施工的二十八层楼宇的塔吊上工作的女吊机操作员。他回头瞥了一脸窘态的葛秘书，忽然间就动了侧隐之心，冷冷一句，那还傻站着干什么，让工人把家具组装起来吧！ 在葛秘书的指挥下，工人把新大班台和书柜的散件依次搬进武杰的办公室并开始组装。葛秘书又一次小心走近他的身边，带着讨好的口吻，说，台子还是欧总亲自到商场选的。最新的款式。您请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叫两个女员工过来给您整理办公室。

葛新建离开之后，他这才从大玻璃幕墙前转过椅子，散淡地看着三个工人把包在部件上毯子拆开，开始拼装那张棕色的大型写字台。这张台子拆分开了是六个部件。他看了看台板面上帖的价签：14888.00元。马上就联想到了生意场上流行的一套把戏：要死发发发。然后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

一会，来了两个公司女职员，还拖来了一台暗红色的吸尘器。她们先是替武杰把旧的大班台内的文件和电脑等物品清理到一边，待工人把原台子拆开撒走之后，再把物品分类摆放在新安装好的大班台的桌面和抽屉里，最后，还有一只存放着武杰私人物件的旧台抽屉。武杰说，行了，这个由我自己整理就行！ 等人全走了之后，武杰就将抽屉里的物品全部翻捡到新大班台的桌面上，然后随手翻看那些物件。

不过是一些个人物品：各种毕业证书、十几本早年的日记本、一大叠与大学同学及友人的书信、几本照相册之类。这些东西，原来是存放在他们市郊别墅的书房里。有一回，他跟欧宛茹吵架，一怒之下，自己搬到公司办公楼这边住宿，于是，就把这些私人物品也带了过来。

 当他在忙着处理这些事的时候，放置在桌面上的电话铃响了。 是老板妻子欧宛茹打过来的。她说，武杰啊，你那边写字台、书柜都安装好了吗？——款式你还喜欢吧？——你啊，什么都无所谓——晚上你看看安排什么节目？是那种在字节间拉长拖沓的腔调。这女人就是这样，是公司的老板，居高临下支使下属支使惯了，在跟他说话时，又故意要作出妻子的温柔，让人听着就有一种在作秀的感觉。 武杰说，怎么就想到更换家具？欧宛茹说，公司形象嘛，还是新的看着顺眼一点吧。总之，一年初始，万象更新。求个好兆头。另外，我还要给你个惊喜，送给你一件新年礼物！武杰问她，什么礼物？欧宛茹说，一辆奔驰越野。你后天就可以到绿野车行去提车。怎么样，高兴吗？武杰淡淡笑道，这么折腾，公司又要开支多少？其实武杰一向都懒得过问公司财务上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一两百万块钱，对他们这个公司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巨大的数目。他所以要顺便问一问，只不过是为了找个话题，和这个老板妻子聊上几句，以示对她的礼物表达一下谢意。

放下话筒，武杰又随手翻看了一下这些青春时代留下的日记、书信、照片、习作抄本。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触碰这些东西了。有些抄本，因为年长月久，纸张都已经变色泛黄。那摞日记一共有一十八本，从高中毕业一直到上大学到下海经商之前，他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翻看其中一本日记时，从硬纸壳红色封面、样板戏彩色剧照插页的日记本里，滑落出一帧黑白色的生活小照。 那是一张巴掌大的、二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是在他考上大学、即将离开那家山区小造纸厂时留下的纪念。画面是他坐着一张条凳、趴在一张用四摞砖块垫脚的、简陋的小木台上写字的背影。背景是一堵糊了报纸的泥墙，一扇“田”字形的小窗。窗外是密密的竹叶。

 一见到这一帧老照片，一种对逝去的岁月的油然的怀念，开始叩打着他的心扉。

 武杰是1973年高中毕业后分到那家山区小造纸厂的。厂址在岛中部的阿陀岭山区。工厂建在一片坡地上。那条美丽的、有着许多古老传说的南圣河蜿蜓曲折地从工厂脚下的谷地里流过。河床里，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和礁石。河的拐弯处水流湍急，河水冲激礁石，拖着浪花，谷地里终年响着哗——哗——的流水声。谷坡延缓，坡地上生长着大片大片随风摇曳的凤尾竹，间杂着三五株浓荫蔽日的野生荔枝树。河彼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从坡地这面望过去，那些起伏的山峦，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气势磅礴。那边没有人烟。远眺时让人觉得这景色带点原始、荒蛮、辽远和永恒的气氛；这和坡地上的工厂厂房，高高矗立的烟囱，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工厂置建在这样的环境里，倒有几分像陶潜老夫子笔下的世外桃源。 那时，山区小厂的生活单调、清苦。工作是三班到。在这里，自然界是广阔的，但人的思维、人的想象力的空间却因为社会的封闭、大山的隔阻而变得十分狭小。几乎没有什么文体娱乐活动。晚上，人们的唯一娱乐，就是聚在一起聊天；讲古，讲鬼，讲早几年大串连及武斗时的事情。社会在不停地搞政治运动，外面的世界乱纷纷的。相比之下，山里的世界要相对的安宁。但那种年月，物质匮乏，生活因陋就简；缺香皂、缺火柴、缺牙膏以及缺其它种种生活日用品。在这里，人若是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日子也容易过得安宁。

 那真是一种单纯、明净如水一样的日子。

 有一阵子，厂里的货车经常从岛内各地拉回一批批书籍销毁。这都是些文化革命要封禁的书籍。这些承载着人类思想精华的典籍，有许多甚至连包装也未曾开启，就被一包包送过来销毁。不管是托尔斯泰、雨果、孔夫子还是巴金，全部都是一样的待遇——统统被粗暴地撕裂，扔进一台桶型的打浆机里；边灌水边搅打成纸桨，然后漂白再还原抄成白纸。现代人“焚”的办法之高明，会让当年把书付之一炬的秦始皇老祖宗在天之灵自叹弗如。

武杰常常为那些被毁掉的书籍宛惜。他出生在一个镇郊菜农的家庭。他那个常年戴着竹笠、腰间绑了条格子布帕、挑一担粪桶、一脸酱色的父亲，从来都舍不得拿自己的血汗钱给儿子买闲书。但他却爱读书，宁可挨饿，也要悄悄从父母给的伙食费中，省出一部分钱来买小人书。现在，一瞧见这些从前买不起，眼下又买不到的书籍，居然在倾刻之间变成了纸桨，他眼睛里不由得射出了贪婪的光，心也颤抖了。他终于大着胆子，在存放原料的仓库里偷了几十本书带回去。当然，他要比那个偷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运气好，总算没被上帝发觉。 书籍，把人带到未曾到过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扇看世界的窗口。书籍，让他历阅了未曾经历过的生活，让他看到了广大的世界，也给他带来了一脑瓜禁锢时代非份想法。

等到把这几十本书读完之后，武杰竟也忍不住手痒痒地要描摹周围的事物。 在他的笔下，生活别有一番情趣，一切都显得超脱而富有生气：茅草房的宿舍，常常能把人的思绪带回到遥远的年代。躺在竹床上，听着风儿拨弄着垂下屋檐的茅草，“唰拉，唰啦”能让人甜甜地进入梦乡。宿舍周边的竹林子里有一眼小井，井水清冷甘甜，有时井水还会溢出井口，月光下，就像一面小巧玲珑的镜子。有一只野兔子，灰色的，经常在车间周围出没，可就是逮不住它。它太机灵了，就像幽灵一样。再有就是记录驻地附近那些少数民族山民的风俗习惯，黎族姑娘在三月三怎样和情人幽会，怎样编织花桶裙……

 没有桌子。他平时想写点东西就只能委屈自己；在床上坐定，把棉被挟在平伸撇开的两腿中间，本子垫在棉被上。但这样，用不了多久，就会让人腰酸脖子痛。或者，找个小木板橙，坐在竹床边，把本平摊在床上。不过，在晚上，伸到低矮的竹床下的腿，总会让山区那些蚊子饱餐一顿。每天晚上别人出去聊天了，他就拿出纸和笔，编织着自己彩色的梦。那时，他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桌子，那怕只是一张简易的两屉桌。可是上哪去搞一张桌子呢？这个山区小厂太清苦，生活设施又太简陋，什么都缺，一张桌子简直成了奢侈品。

 他住的那间集体宿舍里住有五个人。床邻，是一个三十七八岁还打光棍的老青年，姓刘。他最忌讳一班年青人管他叫老刘。他的想法有点怪怪的，认为沾上了个“老”字，他这一辈子找老婆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车间里的人都叫他“阿刘”，用以避开一个“老”字。阿刘瘦瘦小小的个子，一付刀条脸，小平头，狭小的前额上有两道抬头纹。他不识字，又有点傻气，说起话来笨嘴笨舌的。闲时，喜欢提拎着一架红灯牌收音机，找个角落，自得其乐地听上一阵。晚上，武杰只要一摊开书，他就会自觉地提起收音机走出去。有时，他还会用方言腔，滑稽地说上一句普通话“笑邢谢戏，误打扰哈。”（小邢学习，不打搅他！） 每当这时，武杰总是报以感激的一笑。

住在对面靠门的是一个与武杰年纪相仿的青工陈昭。他身材健美，方脸，可惜长了副塌鼻梁，两只鼻孔大且有点朝上，因为这么个像貌，得了个外号叫“烟囱”。他总是那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青工们穷极无聊，总爱找些各自的缺陷挖苦，别人撩逗他时，总是说，你的鼻子上最好安把小伞，省得下雨让水灌进去。要嘛，有人拿了根烟，对着他的鼻子说，烟囱，借个火！ 他呢，也不生气，不过是遗憾地压压翘起的鼻头说，妈的，我妈怎么把我这鼻子生得这么丑，要不然我也算是一个美男了。可要是碰上他撒野，会比谁都犟。晚上，如果不去聊天，他习惯靠着被子半躺着，翘起脚，吸上一支烟，边抠着脚丫子边望着蚊帐顶出神，你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临睡之前，还常常会暴发式的嗥上几句样板戏或朗咏一首自由诗，然后一句，管他妈的，睡觉！然后“扑嗵”躺倒了，再过一会就听到他鼾声大作。

车间主任老蔡住在这个宿舍靠里的一角。他的家属在大陆。老蔡是大老粗，人个性却很直爽，长得矮墩墩的，一副马脸，背有点驼。青工们都管他叫蔡头。 到了第二年，厂里买回一批家具，车间里也分到了三张桌子。也不过是三张普普通通的两屉桌，劣等货色，刚买回来，桌面上的板接缝已经有了裂口。蔡头决定把两张留在车间当化验台子用，剩下的一张，几个青工都想要，你争我争，互不相让，以至于差点打了起来。最后闹得蔡头不耐烦了，说，都他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谁都别争！于是，剩下的一张桌子，被他锁进车间的小仓库里。 过了半个月，正好赶上车间在安装用于吊装电解槽的天车，武杰写了一篇反映车间工人在安装过程中如何克服困难的稿子，并且表扬了老蔡。稿子在厂部广播室广播了。蔡头听到了广播后，带着一脸得意的神色，回到宿舍，用他粗壮的手拍着武杰的肩膀说，年轻人文章写得好啊，写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干劲！想不到我们车间里还有你这么个秀才。以后要多写稿，多给大家鼓劲。也可以用上班时间写嘛！

 武杰不大好意思地开口说，写个稿用不了多少时间。不过，要是能有张桌子会方便一些。主任，你看能把仓库里那张桌子给我用吗？蔡头一拍脖梗，爽朗地说，这事怎么就让我给忘了。行啊，仓库里那张桌子就归你了。 有了一张桌子，而且来得全不费巧夫，他简直有点大喜过望了。可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为这张桌子发生了纠纷。陈昭和蔡头为桌子的事吵开了。 陈昭说，他妈的，你蔡头也太偏心眼了。全车间就他一个学徒工特殊。我都来两年了，还没分到桌子，他刚来，凭什么就把桌子分给他呢？蔡头是个粗人，说话也粗，说，你吵什么吵？有意见你到厕所去提！陈昭说，不公平就是要吵。哼，是不是你是不是看武杰拍了你的马屁？写了篇烂稿吹了你啊？他越吵犟劲也越上来了，甚至擂着床板大声嚷嚷，不行。公用！要不然就砸烂，谁也别用！ 武杰生来就是那一付文绉绉的脾气，从来也没有脸红脸白地和别人争过什么。陈昭的胡搅蛮缠让他觉得扫兴。他又不愿意为了一张桌子让蔡头难堪，就说，那就公用好了。我无所谓！ 于是，桌子就摆在宿舍中间位置公用。

武杰有时拖了张条凳在桌子上写点东西。陈昭则把口缸、牙刷、碗碟一类杂物一古脑全扔在桌子上。平时，陈昭又总爱把饭菜端回到宿舍里吃，汤水、菜梗、饭粒撒了一桌子也不爱收拾。有时则是一班人用这张桌子打朴克。武杰怕他吃饭时洒的那些汤汤水水会从缝隙渗下去污损文具，所以没敢往抽屉里放东西。这一来，陈昭就占了便宜，两个抽屉全被他塞满了东西。久而久之，邢琼杰也懒得再去用那张桌子。陈昭也不客气，干脆就把桌子搬到他的床头。

 发生了那次纠纷之后，阿刘就默默地把一张他用的废木板钉成的台子腾了出来，替武杰搭了一张桌子。那叫什么桌子呢？也许这物件根本就配不上“桌子”这样高雅的称号。那个台子不足半米高，尺半长，二尺宽，之前是阿刘用来垫他的皮箱的。阿刘花了一点时间把杂物清理好，又把小台子仔细的洗刷了一遍，最后搬来十几块砖，在每条桌脚下分垫上三层，那张台子这才勉强跟普通的桌面一样高。生存状况既然这么艰难，能有这样一张简陋的桌子，能在上面写写划划，能让自己写字时的姿态舒服一点，他也就心满意足了。事情忙毕，阿刘让他坐着写字试试。看到他能安稳稳地坐着写东西后，就像办成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满意地搓搓手，冽着那张豁了牙的嘴巴笑了。

到了 那一年的深冬，终于发生了那件使他一辈子刻骨铭心的事情。

正值枯水季节。每年一到这个节令，南圣河就会变得浅水潺潺。这时，水力发电厂会按惯例停止发电，并在这个季节清理引水渠道里的淤泥，维修发电厂的机器。工厂也会因此停产一个时期。 出事的那个晚上，天冷得人手脚发麻。南下的寒流在阿陀岭山区徘徊。寒风逶过那扇竹芭门吹进茅宿，发出“呜儿——呜儿”的哨声。这天，离工厂三四公里远的一个农场在放电影。尽管是一部已经看得每句台词都让人耳熟能详的样板戏，但日子过得极其单调无聊的工人们还是赶去凑热闹了。茅草屋宿舍里，就只剩下武杰一个人，独自守着一盏煤油灯在用功。 等到了电影散场，人们该回来的时候，陈昭先回来了。天冷，他双手插在裤兜里，缩着脖子，一路上用冻得颤微微的腔调，“嗥”着样板戏：“要学那——泰——泰泰山顶上一青松，咚咚咚咚咚——嘣——”走近竹芭门前，他突然飞起一脚，猛地把宿舍那扇竹芭门一脚踢开。

陈昭或许是想把这踢门的声音当成响板伴奏，或者是因为怕冷，懒得从兜里伸出手来开门。却不曾想到，这一记突然的声响，加上开门时一阵冷风吹掠了进来，竟把武杰冷丁地吓了一跳。那张台子的台面本来就小，在这一惊一乍之间，胳膊肘竟把那盏煤油灯给碰翻了。没等他回过神来，火苗就忽地在桌面上燃开了。火舌一蹿蹿起了半尺多高，很快就燎着一片贴在泥墙上的报纸，眼看着火苗就要顺着贴墙的报纸朝屋顶上烧。此时，他竟被这飞来的横祸给吓得发呆，稍会，才下意识、惶乱地用手在桌面上乱扑乱拍。 陈昭则一傍惊恐得大喊大叫，妈呀，不好啦，着火了！着火了！他那唱戏的兴致早吓得飞到九霄云外。

 蔡头是怎么闯进来的，谁也没有察觉。只听一声裂帛般的断喝，滚开！不要命了！武杰被推了个趔趄，蔡头这时已经站在了他的前面。到底曾经是个军人，在这紧要的关头，蔡头的动作出奇的利索，那是一种与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的敏捷。他一手把那张燃着了火的台子扯开，顺势抄起武杰床上的棉被，抖开，然后一下子捂在满是火苗的桌子上，再一把扯掉开始燃烧的、泥墙上的报纸，用脚踏灭……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几秒钟之内。意想不到的灾祸，同样是意想不到的结局。

 火苗扑灭、油烟散尽，人刚松了一口气，蔡头就厉声追问开了，你们说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啊，哑巴了？陈昭，你怎么一回来就出事了？武杰脸色苍白，呆痴地站在陆续回来的工友们的几道电筒的光柱前，头垂得低低的，手里还拿着一本烧残了封面的笔记本。 那些陆续赶回来的工人，密密麻麻地挤了一屋子。围着狼籍一片的现场，七嘴八舌地发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嘛？有人说，你没看到差点烧了房子！有人说，哇，阿弥陀佛，好险！要是烧了房子今天晚上我们到哪去睡？有人说，在这张台子上点煤油灯，也太危险了！有人半真半假来了这么一句，是不是台湾派特务过来放的火？竟惹得众人“哄”地一声全笑了。这一笑，把本来很严肃的气氛冲淡了。

 蔡头依旧板着脸继续追问，说说，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搞的？陈昭说，你问大作家呗。连革命样板戏都不想看，要成名成家，也太积极了吧！陈昭这时已恢复了常态，漫声漫调地应着蔡头。武杰讷讷地申辨说，他回来时踢门，我……武杰说话时声音低得像蚊子叫一样。他知道自己闯了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蔡头训斥，他觉得委屈极了，鼻子有点发酸，眼泪几乎都要掉下来了，但他却使劲咬住嘴唇，拼命地忍着。 蔡头一弄清原委，就劈头盖脑地骂将开来。你混蛋！你个不拉人屎的东西……陈昭悄悄地躲到一边，嘴里不服气地嘟咕着，我唱样板戏有什么错嘛？妈的，郭建光出场，不就是雄纠纠气昂昂……他那副坏小子的样，把个蔡头气得腮帮子上的咬筋一抽一抽的，看样子，他要是再不适时闭上臭嘴，就会挨揍了。

那一夜，武杰可真伤透了心。西北风依然不紧不慢地刮着。风拂弄着屋檐下的茅草，刷啦刷啦作响，只是这会，这响声不再像之前的笔下那么有诗意，却像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他盖那张被火烧出几个巴掌大窟窿的被子，剌鼻的煤油味、烟味不断钻进鼻孔。自己的手也被烫出几个钻心痛的水泡。闭着眼睛，脑子里还不时地出现幻觉：燃烧的桌子、纸壁上的火舌、陈昭漫声漫气说话时的嘴脸、蔡头厉声训斥的神色，走马灯似的交替的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更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怖惧感，会时不时地攥住他的心。他想，如果今晚上要是因为自己的过失，几幢茅屋宿舍化成灰烬，他不将如何面对？他如何承担？想到生活的艰辛，想到那张简陋的桌子，想到那盏倒霉的煤油灯，他心里翻起一种苦涩感。最后，是一种自尊心被伤害时本能的反抗：哼，你陈昭等着瞧吧！看你得意，总有一天会叫你带着忏悔的神色，灰溜溜地跪在我的脚跟前。

 1977年，国内开始恢复了文革中废止、中断许多年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当武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异常兴奋，认认真真复习了要考的课目，加上他功课底子本来就扎实。结果，那一年高考成绩揭晓时，他一呜惊人，成绩竟在全地区的前十名之内。他被招进广东省内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厂里的时候，在羡慕的眼神和一片赞扬声中，他甚至有点儿飘飘然了。 离别的前夕，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对山区小厂生活的眷恋。

为了给这几年的生活留下一点纪念，临走之前，他找熟人借了一台120照相机，在小厂照了一个胶卷。在拍摄那张“小窗、台子、背影”的生活小照的时候，陈昭刚好也在宿舍里。他高考落第，特别是知道了武杰考上的消息之后，更是让他郁郁寡欢。武杰调好了照相机的焦距和光圈后，让阿刘帮他揿了相机的快门。拍照完成之后，他故意用一种散漫、嘲弄的口吻挖苦陈昭，就凭这么一张破桌子，鄙人不是也照样考上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没有本事，就是给你一张黄金铸的桌子，又能如何？阿刘，这张台子你可要保管好了，以后我要是成了中国的托尔斯泰——喂，托尔斯泰你懂不懂？是一个外国的名人，不是“多吃菜”。到那个时候，这张桌子就是珍贵文物了，要收进纪念馆的。

 此时站在一傍的陈昭心里自是一番羞愧和妒恨，但他至始自终没有吭一声。也说不清为什么，武杰这样故意奚落报复之后，又觉得有点怅惘若失。

 这之后是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学毕业后武杰分到了市政府的侨务办工作。他是在做全市侨眷基本情况调查摸底时、认识了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侨眷欧宛茹。欧宛茹有一个伯父在加拿大开餐馆。当时，市里为了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侨办下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侨办主任想出了通过侨眷，动员在海外华侨到本市投资点子。正是这个契机，让武杰跟欧宛茹有了接触，再一年，他就跟这个端庄且有点霸气的女强人结了婚。

欧宛茹和葛秘书之间的关系，欧宛茹并没有向他隐瞒什么。他们甚至已经达成默契。她坦然地告诉过他，她要的只不过是想从这个小男人身上找一点激情，找一点刺激。她让他理解她。她不可能爱上葛。这一点他当然相信。武杰在跟欧宛茹作爱时，确实没有什么激情，满足不了她的生理需求。在他们这一类新贵阶层中，包二奶、包二爷这种事司空见惯。而作回报，她默许他在外面找情人。

他不知道欧宛茹的感受如何。但他却在每一次纵欲之后，感觉到的是更多的是空虚。 欧宛茹很注意维护他们夫妇在公司员工中的良好形象。她每次行事，都是她给葛新建约好一个地点，然后司机也不要，亲自开着自己那辆凌志车出去，神不知鬼不觉的行事。他知道她给了这个吃软饭的男秘书不少好处，甚至给他乡下的家建了一幢小楼，但也警告过这穷小子在公司里必须要夹着尾巴做人。实际上，这小子不过是像那些男老板眷养的玩物情人，只不过是性别换了而已。有时想想，武杰觉得葛新建为了钱，甘心当这样的角色，活得也很可悲。

 近二十多年的夫妻生活，他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个早先的小学教员、现在的外资海琼汇房地产公司女老板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有时他也会想，一场改革开放让这个世界像万花筒似的变化，要不是国门开放、要不是她那个在加拿大的伯父回来投资这家房地产公司，并把公司全权交给她打理，她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会跟他生儿育女，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吗？ 公司作的是房地产生意。投资商是欧宛茹在加拿大开餐馆的伯父。筹备时他打入的注册资金是一百万美元。当时，正好赶上岛内第一波房地产热。加拿大汇来的资金一到位，他们夫妇就先后辞了职去办公司。最先是买下政府单位的一个废弃的鱼塘，填平之后在上面盖起了一幢公寓楼，卖了，然后用其所得再投入。她们就是用这种滚雪球的办法，把公司滚成现在这近两千多万美元资产的规模。

尽管这女人从前没有做过什么生意，在进入房地产行业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一家房地公司要如何运作的。但她却能凭着一种女人特有的精明和对房地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直觉，让公司稳步发展。从土地购进、商品房屋类型的设计选择、建筑承包商的选择、销售人员的选择、楼盘的卖点广告等等，都显示出了她的经营天赋。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规避风险，严格地使用自有资金，只求稳赚而不太在乎赚多赚少，所以从来不去冒大的风险。公司聘用了十几名员工。他们的生意又能没往其他领域扩张，因此，轻车熟驾，公司的业务并不十分繁忙。 他们拥有着他从前作梦都不曾想过的数目的金钱。然后，就是富人们通常的各种享受。几乎每天都有应酬；各种酒宴、ＫＴＶ、麻将。欧宛茹还喜欢购物，没完没了地买一些时尚鞋、帽、服装、手饰，然后又一一清理掉。

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了欧宛茹人生不可分割的部分。

武杰一点也不喜欢各种应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喜欢开着车在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享受着物体高速运动带来的剌激，但是他的这种嗜好，也没能持继多久；有一阵子是喜欢四处旅游；也曾迷恋过一个时期的高尔夫。之后，那花了上万块钱买的一套球杆、球具也就弃之不用了。他总是觉得这种新富人生活的荒诞、乏味而且无聊。他不止一次地追问过自己：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该有的都有了，可为什么自己并不觉得快乐？是不是人生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一个人的消费观、价值观？是不是自己已经不适应这个急剧变化的新时代？他不停地反省自己。他发现眼前的一切，并不是自己当初想要追求的东西。是啊，过多的物质的东西不期而至，得到的太多，太快，太轻易。也许正是这些，让他走向平庸，走向世故，几乎失去了一切美好的追求。

当这种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他的时候，公司在岛中故地小城有一桩事务需要料理，他随即回了一趟故地。除了业务，他还想去怀怀旧，去寻找一种与世俗和惰性抗衡的力量。他想看看那消磨掉生命几年的地方；想看看故人，看看那张给过他带来过磨难的桌子。当然，还带着一种莫名的愁怅，再也没有当年高考中榜时那种得意非凡的感觉。

 往事历历，岁月的脚步却匆匆地前进了。小厂几乎就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工人住着已经很破旧的楼房。厂子很多年前就已经停产，眼前是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二十几个留守的工人，每月只能拿到极其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变化最大的是那些早年栽种下的竹木，如今已经长成了大片大片的绿荫，再是所见到的工人也大多是陌生的面孔。蔡头已经浙江去了，没见着。武杰顺便问起了工友阿刘的情况。都说阿刘已经死了。他最先是怔呆了一下，反映很平淡。人生走近了他这种知天命的年纪，生老病死也算寻常。

他让工友把他带到阿刘的坟头，工友无意间一句话，竟让他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工友说，他是饿死的啊！ 说到阿刘饿死的情形，叙述的工人竟哭了。他也觉得这样的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突然就有了一种久违了的、想哭的感觉。他不明白，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人饿死呢？现在，许多人正在跟营养过剩造成的肥胖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减肥药、减肥手术、减肥器具正在大行其道。当然，理性告诉他，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幸的人。“下岗”这个词汇目前正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就是证明。

工友谈了工厂的情况。因为造纸厂生产过程有严重的污染，也因为造纸厂的规模太小，以至效益低下，无法治污。工厂在1980年代后期曾经策划转产。他们从银行贷了几千万元，打算把工厂改成味精厂。可惜的是，这一次本想起死回生的改建，只不过是让策划者和管理工程的少数人发了不义之财。工厂却从此陷入更深的困境，竟没有生产出一粒味精。最初几年，那些工人每月还有百来块钱可怜的生活费可领。到了1993年前后，就什么也领不到了。类似阿刘这样的老工人，已经有几个过逝了。

工厂陷入因境之后，所有有关系的人都通过种种渠道离开了工厂，就是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但凡年轻一点的、有体力、有能力的人，也都出去自找活路了。剩下来的基本上就是像阿刘那一批在城市没有什么根基，且以往为国家三线建设失去健康的老工人。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没有技长、没有体力、没有文化。但是，这些人在历史上已经为这个共和国付出了他们的全部。所以，无论从法律角度或者从道义的角度来说，社会都是应该承担起他们的晚年生活保障。只是这些年来，社会保障机制一直建立不起来。工人们的那一点可怜的活命钱竟然发不出来。而像阿刘他们这样一批人，顾及面子，当然不会为了活命而出去乞讨。只是不知道这个城市官员们的革命小酒，是不是会因此少喝了一点？ 一想到从前那个善良、憨厚的阿刘，武杰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中。他本来是可以帮助阿刘的啊，只要过问一下，就能 知道他的消息。只要区区的一桌宴席开支，就足够阿刘一年的生活费用。

看到这个从前小厂的工人的生存的状况，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酸楚、有点不安，也有点惊骇。心里曾经闪过让公司捐助一下的念头，却又想到公司上回要给希望工程捐款的事。那次，是他提出来给希望工程捐款20万元。欧宛茹也同意了。但欧宛茹却要求，电视台届时要来给公司拍个电视新闻，政府方面的某市长也要出席捐款仪式。后来，因为这个某市长临时有事，没有来成。结果，欧宛茹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所捐的款项也大大缩水，变成了5万。事后，武杰对她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也曾经是一个小学教员，现在小学教员的处境你很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种事当成一种交易？为什么要在乎作这个秀呢？欧宛茹说，你知不知道，在我下海经商之前，我伯父给我上的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出20万块钱，社会总要给我适当的回报吧？我别的不求，但你总要给我宣传宣传，对外给企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吧？武杰说，人家电视台不是已经来人了吗？她说，可丁市长说好要来的，他却没来。他没有来，就是不重视，就是违约！彼此彼此。再说了，教育投资是政府的法定义务，不是商人的法定义务。欧宛茹一番话，让他彻底明白了，这个女人骨子里流的是商人等价交换的血液。他想，如果他真要提出此事，这些人又能拿出什么东西去跟她搞等价交换？

最让他想不到的是，他居然会在岛中这座小城的街上见到陈昭。想不到都二十多年了，他还居住在这个小城。陈昭说了他的情况。他电大毕业后，先是在厂里当文书，后来调到了市文史馆。因为妻子是农垦系统的职工，他们家就安在城市周边的农场。武杰问他，单位没给你分房？陈昭说，分了个单间。现在单位安排我搞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不用每天去坐班。陈昭在面对他时，带着一种优雅的微笑，人还是像从前那样随和，但他身上已经找不出从前恶作剧时那种粗俗、浅溥的神气，明显地变得深沉、变得有涵养了。他想：真不知是时间大师还是命运大师的造作？

 陈昭说，他们在农场的家有一小块土地，平日可以过一过农耕生活。一说到过农耕生活，武杰就有了兴趣。他父亲原本就是个菜农。陈昭不卑不亢地邀请他到家里坐坐。他呢，也想看看陈昭的生活状况，以及向他了解一下当年那些工友们的情况。于是，他开车带着陈昭往他家驶去。

 农场的宿舍区建得很分散，宿舍区也很安静，每一户人家都圈出一个院子。周边是高大的橡胶树林。陈昭家住的是一上一下两间房子，大约有六十多个平米，他们又在住宅前面自己搭了一间伸出的波纹瓦棚子当厨房。陈妻是一个清秀、纯朴，说话和善又勤快的女人。他们到的时候，陈昭的妻子正提着一篮子从自己地里采收的地瓜和青菜回来。女人见到从车下来的丈夫和武杰，落落大方向武杰招呼一句，您好！阿昭，来贵客了？陈昭简单介绍，当年的工友！女人于是手脚麻利地在客厅擦拭桌椅，然后去沏茶。

陈昭介绍说，她在场部招待所上班，没事就种点菜，喂两头猪，搞点副业补贴家用。 就在他给武杰倒茶的时候，发觉武杰的视线一直就停在他屋里的一张三屉桌上。陈昭敏感地意识到武杰会想到什么； 于是歉意地笑了笑，说，你不会是想起了我们以前争桌子的那件事吧？武杰说，是啊。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我那一次差点烧房子的事，也跟桌子有关系。陈昭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还恨我？武杰说，怎么会呢！都已经时过境迁了。不过，那些往事现在想起来也很有意思。从前那种境遇艰苦，却也能激发人的奋斗的精神，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荣心。

 陈昭说，那时生活太清苦了。武杰说，精神毕竟是充实的。陈昭说，我记得你那时可是雄心勃勃要当中国的托尔斯泰的。怎么样，现在还在搞文学写作吗？以前厂里的工友都在传说，你现在很有钱。你在作什么生意？开那么高级的车，应该是个大老板了吧？武杰说，怎么说呢？也沾一点边吧。我们做的是房地产生意。投资人是我老婆在加拿大的伯父。产权在我老婆手里。准确的说，她才是老板。陈昭说，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她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嘛！ 武杰带着自嘲的口吻说，可是她的事业不是我的事业。至于说到财富，很多人没有时想得到。可得到之后，就麻木了。特别是我这种很被动的跟潮流走的人。现在想想，人在得到的同时也会相应的失去，比如现代人在得到完美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失去了对自然界的许多适应能力。另外，人对享受的物质的反应，实际上是有一个阀值的限度，打个比方，你想，我得到一辆豪华轿车的兴奋阀值，能比刚才你儿子拿到电动玩具时的兴奋阀值高吗？（他随陈昭到他家时，顺便在家属区的商店给陈昭孩子买了一些礼物。）在我们，钱不是问题，消费的奢侈程度局外人也不了解，可以这么说，超过了以前从电影上、书本上了解的资产阶级奢侈生活。不过那又怎样？马斯洛不是说过，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并不是光钱就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我也想写，可惜写不出什么有震撼力的东西了。现在是，既不甘心沉伦，又无力进取。 陈昭听着听着就有些惊讶，说，我还真的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会觉得自己不幸福。其实，你如果能看看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大概就不会这么想了。武杰说，正好相反。我也是刚刚回过我们厂的。陈昭笑着说，看来你是没成文学家倒成了哲学家。那么，照你看，你觉得我现在这种的生活过得如何？

 武杰打量着楼下的这个房间，主人的床头的桌子上全是翻开了的书和卡片盒，屋的一角还有两只挂着胶布的大书架，墙上是一帧书着“恬静、淡泊、致远”的行书长轴条幅。他问，字是你写的？陈昭点点头。武杰心想，简直弄成了书巢。于是，不无感慨地说，至少你精神上富有、充实，生活虽然简朴但也没什么拖累。你妻子看上去很贤惠，特别是孩子很可爱。总之这个家很温馨！ 陈昭说，前几年，我过的可是苦行僧式的生活。我这几年的工资差不多全耗在研究上了。还要经常下乡镇去搞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收集实物。他盯那两只书架，说，我那老婆虽然小学毕业，但很崇拜我，认为我干的是很神圣的事。为了给我买书、出书，为了我的所谓事业，她平时连件像样的衣服也舍不得买。你看，我们这台电视机还是她亲戚淘汰不要的。有时平心去想想，搞这些别人不屑搞的民俗研究，说白了也就是有一点史料价值吧。

 武杰在陈昭的小客厅里踱着步，说，现在是市场经济的初期，人心浮燥。再往下走，社会肯定会重新认识到文化的价值。总之，过得充实比什么都好。我在报纸上看过你搞《黎族合亩制的研究》和《黎绵编织图案中的图腾及像征义》的报道。陈昭说，滥竽充数。武杰说，我觉得还不错。如果是出书经费上有困难的话，我可以资助一下。陈昭说，这倒不必。我妻子这些年为了孩子读大学，为了让我能出书，养了不少猪，收入还可以。她这些年吃苦受累的精神支柱就是为了这两件事。另外，我们单位也答应了我出书时给补贴一点。 武杰突然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想到搞民俗研究？陈昭说，你可能还记得史小红吧？武杰说，好象是我考上大学那年才分来的女孩。是不是瘦瘦高高，两根小辨子，长得很秀气的那个？陈昭说，是她。1984年她考上中大经济系，毕业后留分在广东省的一个研究室，前两年了出国，去了加拿大。武杰说，这跟她有什么关系？陈昭说，以前我们两家是邻居，我跟他哥哥是同学。我们小时候是青梅竹马的玩伴。后来她也考上了大学。她读大学期间，我们一直在通信。有一回，你猜怎么样？她居然把我给她的几封信上的几十处错字病句全给改了，把信退还给我。那用意可能是想剌激我一下，让我发愤学习！说真的，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太浅薄。才清楚我和她是可望不可及。这算是我第二次受剌激吧。第一次应该是你离开工厂时，挖苦过我的那一番话。

 陈昭说，后来，我读了电大中文系。毕业以后碰上市文史办需要人。我去联系时，人家说是想要一个耐得住寂寞，愿意搞，而且是搞过文史工作的人。史小红的哥哥在人事局工作。他们兄妹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搞一两篇文史研究论文。史小红帮忙修改后又替我找人发表了。用这两篇论文当作敲门砖，总算调进去了。入了这个门，我想，反正我这个人也发不了财，找点事做，有点精神寄托，这辈子能活得充实一点也就行了。这几年，我无非是钻在故纸堆里度日，再就是到黎族村寨跑跑，找些老人聊聊，收集资料和文物，然后就是爬格子写一点研究性的论文。现在目标是要结集出一个论文集子，出一本民俗文化方面的书。

 就在武杰决定要离开公司之后，他跟欧宛茹开车去了他们常去的一家叫“四季风”的酒吧。他叫了一杯冰镇柠檬汁，欧宛茹叫了一瓶冰镇的法国香槟酒。他一边啜着柠檬汁，一边在考虑着该怎么跟欧宛茹谈这件事。 欧宛茹以她商人特有的精明，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你说吧武杰，有什么打算？武杰说，我就是想换一种活法！ 欧宛茹说，是看破红尘了？你为什么不直说是想离开我、离开公司？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活法？如果是因为葛新建，我想，我马上就可以叫他走人。如果你是想要孩子的话，我是不能给你们老邢家生育了，但我们可以从你的亲戚或者是我的亲戚这边，抱一个你喜欢的过来，我们共同抚养。再不然，你也可以在外面跟别人生一个，抱回来，我认！你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日本、西欧、北欧、美国你都去过了。我想，这种事情你不会看不开吧？我们现在有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可我们还能有多少时光可以享受？ 武杰平静地说，说实话，这件事跟葛新建、跟有没有孩子完全没有关系。我只不过是对这种奢华生活，以及商人圈子的活法感觉腻味了。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这么跟你说吧，我就像那些参禅信佛的人一样，想换一种纯朴的、能让内心平静的、充实的活法，按现在知识界时髦的说法，就是想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欧宛茹大口地喝干了杯里的冰镇香槟，然后用空了的酒杯脚不停地在桌布上划来划去。武杰知道，这是这个女人在情绪激动时的习惯动作。欧宛茹故意让自己的口吻显得轻松、显得不屑，说，离开公司，你打算干点什么呢？要不，我划一笔资金，你可以自已开一家文化公司或者干点你自己想要干的事？ 武杰说，不打算再经商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气质根本就不适合在商界发展。至于说到要干一点什么，其实，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想好。我有个大学同学在岛中山区搞一个山区儿童教育调研项目。他说，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跟他一块干。那样可以经常接触到山区的孩子。当然，这件事情我还没想好。

 欧宛茹说，别开玩笑了。怎么找这么个无聊的事作，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心理平衡了？再说了，你当志愿者，何必非要到那偏僻的地方？唉，我说你啊，还不如干脆找个寺庙去当和尚算了！武杰说，我们夫妻一场。我知道你个性要强，但请你也能尊重我的想法。我确实是想过一个时期平静、淡泊，甚至是清苦的日子。我们以一年为限。你就当我去体验生活好了！

 欧宛茹在长长叹了一口气之后，把手搭在武杰的手背上，说，你啊，这么多年的商界生活还是没有能改变你。你还是从前那个虚无的理想主义者！武杰说，要不然古人怎么会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宛茹，总之，你还是让我试一下吧，这对我们两个人可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武杰终于没能再见到那张他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桌子”。它早就不知在什么时候，在哪个灶坑里被焚成了灰烬。他在宛惜自己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二十五年的同时，也曾犹犹豫豫地想过：自己是否真能找到了一种把生活扳向新轨的力量？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里，自己是不是真的能放弃这种让世人所羡慕的贵族式的生活？但有一点他心里是清楚的，那就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人生的得失本来就是很难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去评价的。 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种能让内心平静的、充实的生活。

 1997年一稿 2015年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