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围城/第一节、“回城”（1）
《围城》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这部被赞誉为“新《儒林外史》”;这部“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的讽世之作，使钱钟书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 。下面摘一段有关围城的描述：“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或者这句更流行：婚姻象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岂止婚姻是围城，人生也是围城！冲进去的人和没冲进去的人，都有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我们都不过是一群在围城内外出来进去的俗人，得陇望蜀，永不满足，烦恼和快乐都没完没了。”
医生算不算士林？我看有点酸士林的味。工作就像围城，穷困时无奈时想冲出来，外面混了一段时期要想有安全感时又缩了回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围城现象。人们想出国又不想脱离单位，人们想下海又不想辞职，患得患失不知所措。
我从单位出来赚了点小钱，老婆和家里人都要我“金盆洗手”回单位上班，伊拉认为脱离单位没了组织是件很可怕的事情。阿拉这批50后额人，在上个世纪文革中完成学校教育，意味着是在中国的集体化时代度过阿拉的成长阶段，其基本的人格塑造也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定型。从心理发展和人格的形成来看，埃里克森心理发展的前五个阶段:即婴儿期、儿童早期、学前期、学龄期和青春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跨过青春期的个体已经能够克服角色混淆并取得稳定的自我认同，而且培养出忠诚的社会品质。很显然，集体化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50后们，带着这一代人特有的集体化人格进入其职业生活。迪种集体化人格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伦理、对个体化取向的自我抑制、对亲密关系的美好憧憬、对群体生活的热情参与和对集体成就的无私分享等等。单位体制内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是集体化人格的栖息地和约束体系，总认为自己活是单位人死是单位鬼。九十年代国有企业转型，为什么许多工人不肯卖断回家的原因就在于此。要脱离这个体系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是为我“进城”回单位找借口，包括我自家在内要转变思想也是很难的。就像《围城》中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乎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
这使我想起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也算个士林，上海沪光大学毕业，民国时期做过中央日报记者。民国后到东北参加新政权的培训（现在想想其实就是改造），后被派到安徽阜阳（出乞丐的地方）教书。一个在上海生活过的纨绔士林，哪能过的惯阜阳这种穷地方的苦生活，一年之后称病返回上海。一个在上海没有工作单位，没有户口（没有所有计划供应的票证），没有收入的男人，他怎么养家糊口，他连自己生存都会成问题。我祖上还算有点家产，在上海也有不少有铜钿额亲戚，几年里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父亲败掉了不少银两。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为了钱没少跟我妈争吵。没有香烟票，我父亲只能拿茶叶来当香烟抽，喝另“拷”（卖）额五加皮老酒（也算一种白酒），把家里值铜钿额“么事”东西拿出去典卖，迪种没有生活保障的“日节”，也是导致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很怕没有工作，工作单位就是我们生活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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