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其中一段，可谓惊心动魄，于无声处听惊雷:
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的益启之争便是夏夷之争，中间的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统一哲学家把这些显然的史记抹杀了或曲解了。
最近对夏商周三代及以前的五帝时代的历是很感兴趣，也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就上面傅斯年的这一段话，简单做一点解说。
三段大事中的第一段益启之争，启是大禹之子，大雨的传位，看似有禅让和传子两手准备，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禅让就是传位于伯益。这位据说是周秦之祖。传子则是自己的儿子启。具体的过程看实际则几乎是完全温和的权力交替，看孟子似乎是取其中，说了一半，没说一半，内有隐情。看《竹书纪年》则是赤裸裸你死我活，甚至有战争。按学者考证，益是东方诸夷之祖。禹与启继承了自皇帝以来中原偏西方的世系。这是第一次的夷夏之争以夏的取胜告终。
而这种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启之子太康失国。史记中又是给出了模糊的解释权，感觉是皇帝无能，被一股流寇轻松夺权，类似后世的道德训诫故事。而实际上，后羿代表东方夷族对刚刚建立的夏王朝进行了一次疯狂反扑，并且实际上几乎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在一段时间内这片土地是有夷人当家做主，如果时间再长，中国历史所谓夏商周这个概念恐怕都要改写。好在不到100年少康复国。夷人回到东方，继续积蓄力量。这段历史史记，太史公司马迁竟无一字的记载，后世许多学者，包括傅斯年先生，对此都无法理解。傅先生批评为，为了追求历史百分之百可靠，而完全抛弃传说，致使历史文本变成一种道德宣传载体是，不可取的。但我倒有不同的看法，后面接着说。
第三次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商汤灭夏桀，汤武革命的故事。这次是夷夏之争阶段性的决战，夷族或领导诸夷的领袖，商人，西征的一次成功。中国历史被彻底搬上了另外一条轨道。
为什么这段历史这样去解读会让让人感觉有一种疏离感，正是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史家进行了大量的大一统概念的构建，使我们不太容易接受。好像中国原是东西两方，互不同属，互相征伐的两块。其实这种裂痕直到汉初还有遗留。但不得不说，学者对人心的构建和改造又是成功的。直到今天，我们不会觉得山西人和山东人的差点有多大，甚至放在全中国去考量这两省的民俗文化人群都可以说是较为相近的。这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概念构筑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已经拓展到中国现代，中国领土的每一寸土地。所以《三国演义》中所说的分久必合，这个合字，可能从东西对峙时代的统一主义者开始，就以一种思想刚硬的形式烙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
当然，这种构建的过程中也丢失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细节，这种损失也是令人感到惋惜的。
以上是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浅见，搏读者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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