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 里的时间写的是一种中国式的世纪末，而正由于曹雪芹知道往事的荣华已不可重返，所以才苦苦追忆，营造出一个幻想的镜子式的世界，故名之曰，风月宝鉴。风月恰是淫的艺术境界，所谓镜花水月，意义也在于此，它是一种抒情的虚构和幻想，它反映的是一个已经不能存在的世界，这正是这本小说颓废之处。
关于红楼梦的淫，李欧梵觉得还有另一层含义，曹雪芹把他的时不我予的世纪末情绪，寄托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使他所追寻的是一种情景，也就是以前造成的抒情境界，以之对抗尘世的浊。这种情景的代表人物显然是绝代超华的女子，所以这是一本阴性的小说，所指的不但是男女性别意义上的女子，而且和道家所说的阴阳之阴有内在的联系，道家的美学意识中的水属阴性，而淫意识行为也是水性的。
把女子作为追求的对象，把这个追求过程表现在俗世生活中，就是尘世的爱和欲，但用美学的眼光来看，却是一种意淫，一种对色和情的极致追求，因此李欧梵又觉得色情二字不能用20世纪白话文来解释，在《红楼梦》中的色是一种辉煌的美，这种美需要情的极致而使之表现得灿烂无比，所以色情才是淫的表现，都是唯美的，也都是由于对文明发展的一种世纪末的感觉而衍生。换言之，如果这本小说所表现的是一种颓废意境，那么其外在的表现是妃，一切皆以败落，而这个败落过程是无法抑制的，和历史上的盛衰相关。其内在的表现却是颓，一种颓唐的美感，并以对色情的追求来反抗外在世界中时间的进展，而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衰废，不论是身体，家族，朝代都是因盛而衰。所谓夕阳无限好，也有时间上的存在意义:夕阳西下，日薄崦嵫的过程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只能悲叹其“只是近黄昏”，而从一个年近黄昏的中年心态去追忆童年和青年往事，当然更别有一番滋味。如果在艺术技巧上控制不好，就会流于伤感和自怜；反过来说，如果故作英雄似的乐观，则又不免虚伪矫饰，两者都不是颓废意义的真谛。
从《红楼梦》的时代到晚清又是一个时代的转折变迁，又到了一个世纪末，然而这个时候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与此前不相同了。由于内乱外患的交迫，中国国运危在旦夕，知识分子和文人所感受的是一种强烈的危机，已经无法做审美式的抒情了。即使像《老残游记》中的几章，虽仍有对自然的意义，它已经被外在的政治世界所包围，所以借黄龙子的口吻对今后的巨变做微言大义式的预测，其颓废意识也几乎荡然无存。其他晚清小说更不必谈。
到了民国初年，对于中国文化做一种挽歌式处理的文学作品不多，李欧梵认为最出色的不在文学创作，而是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他在《人间词话》中谈意境，更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恐怕都不是偶然，然而，王国维毕竟生活在20世纪，他非但直接受到西方哲学影响，比如叔本华，而且无法逃避当代政治社会的压力，所以他的颓废情操又和曹雪芹不同，甚至不能把他的人生观视为颓废。一般人往往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厌世，李欧梵觉得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内在和外在的因素。
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谈颓废，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单单从新文化运动所用的词汇来看，一切都是一个新字，气象一新，许多常用的意象指涉的是青春，萌芽，希望。《新青年》杂志这命名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它所揭示探的价值系统当然是破旧立新是式的，令人耳目一新，所以很快的成为一种新潮，使得不少城市青年信服，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李欧梵把他称作现代性，并曾做专门论述。这一种现代性当然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它经由对知识的重新组合而灌输几套新的思想，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进步的观念等等。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对于时间观念的改变，从古代的循环变成近代西方式的时间直接前进，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观念，所以着眼点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从而对未来产生乌托邦式的憧憬。这一种时间观念很快导致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不再是往事之鉴，而是前进的历程，具有极度的发展和进步的意义。换言之，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五四时期对它的描述方式也是一套新的词汇，比如历史的巨轮，洪流，主潮，时代的浪尖，从黑暗走向黎明，等等，可谓掀起了一阵新的历史热。其影响是多面的:有人去疑古，有人开始对中国历史分期和中国社会本质展开辩论，而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和全盘革命化，导致一场惊天也动地的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于现代性追求的表现，不论成效如何，毕竟到了反思的时候，因为20世纪只剩下几年了，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世纪末，这一次却是全球性的危机。
有了这个时代的轮廓，我们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与集体逐渐合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的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这一系列由现代性而引发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这种历史前进泛道德的情绪下，颓废也就变成了不道德的名词。因为他代表的似乎是五四现代主潮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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