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读了《我的前半生》，庄士敦这个人物便引起了我的好奇。正如庄士敦第一次经过神武门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时间和空间奇异地被撕开”，我没有想到，溥仪从小就学习英语，老师还是一位牛津大学的硕士，亦没有想到，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还有人如此痴迷于东方古典文化，甚至因为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而被英国社会孤立。
不可否认，书中有许多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片段，有些内容与历史课本的主流态度相悖，有些则与溥仪的自述相悖。《紫禁城的黄昏》是一个痴迷中国传统的英文老师在看待一个渴望自由、渴望新知却被命运捉弄的半大孩子，懵懂孩童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我的前半生》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人，经历了半生的酸甜苦辣之后，反思自己为追求权力、满足欲望而犯下的种种过错。在庄师傅眼中，溥仪“不仅宅心仁厚，而且胸怀宽大、富有同情心”，而溥仪却反思自己“这种独家占有的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我心底”。
抛开种种矛盾之处，庄士敦在那个激烈冲突的年代，尚可以大方地为他的学生介绍他不认同的《新青年》，今人又何不敞开心胸，听一听这位末代帝师的故事呢？一个人的所见所闻，固然是管中窥豹，但能够亲历者的角度来看待那段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译者增补其他史料本无可厚非，但增补过多甚至混淆原文和注释、影响读者阅读体验，就未免本末倒置了。
我并没有详细了解过清末及民国历史，也无从判断本书对人物的评述是否有不当之处、历史细节是否失真。通读下来，能明显感受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作者字里行间流露的态度。
庄士敦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封建王朝（准确地说，是逊清小朝廷）已经身处黄昏，但或许是出于对学生的私心袒护，又或许是出于对中国封建传统的痴迷——据说回到英国后，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虽然他致力于将皇帝教育成一个“健康的人”而不是“把自己当做真龙天子”，但他内心似乎始终无法坦率地接受中国封建帝制已经日薄西山的现实，期望着逊帝还能迎来新生，并分析认为中国正处于民智未开、对政治更是毫不关心的阶段，得出了“中国的政治必然会掌握在少数职业政治家手中”的结论。然而，社会变化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那时候的中国正在渴望一轮新生的旭日，而不再眷恋落日的余晖了。
尾声中，溥仪前往满洲，庄士敦称之为“大难不死龙归故里”，欣慰地表示溥仪已经逐渐成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并深深祝福他享有绵延不尽的后福——本书终章只叙述到1932年。倘若他知道本书日后会成为苏联讯问溥仪的线索，倘若他知道溥仪将来会如何反思他“伪满十四年”的傀儡行径，是否还能安然用版税买下孤岛，升起伪满洲国的龙旗来怀念他的皇上呢？读者无法从本书中寻找到答案了。1935年，庄士敦最后一次觐见溥仪，最终婉拒了溥仪的挽留，终老于家乡爱丁堡。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小皇帝的庄师傅终究是回到家乡去了，而这个复辟失败的小皇帝也没有如其所愿地顺利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具有爱国精神的开明绅士”，他的人生还要经历许多起落，才能回归平民身份。
其实书中提及溥仪的篇幅并没有我原以为的那么多。庄士敦费了很多笔墨描写清末至民国的其他人物和事件。不过毫无疑问，令人感触最深的还是这段传奇的师生之谊。那个时代的种种可憎可厌可鄙可笑之处，仿佛丝毫没有沾染到溥仪身上，在庄师傅眼中，他的学生总是可敬可爱的。于今视之，对这段历史，还须加上一个“可叹”。慈禧太后和保守派们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尝试革新的光绪帝抱恨而逝，腐败无能的内务府永久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帝制，灵堂发誓的溥仪终究没能如愿，荒唐的复辟运动无人再敢尝试，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烟消云散——紫禁城的黄昏中，又有谁得偿所愿？
毕竟，世界潮流，浩浩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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