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明王朝都是中国王朝历史上的奇葩。
明朝有率八百府卫造反并打败几十万正规军的燕王朱棣，以地方对抗中央并取得胜利，这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有无处不在的监视百官的特务系统锦衣卫，有监视锦衣卫的东厂，有监视东厂和锦衣卫的西厂，可以说，特务政治是明朝的一大特色；有幕虚名而徒费钱财去远洋的郑和船队，虽然成果巨大但却被正统文化所排斥，航海的资料也被后来的士大夫付之一炬；有被诛十族的方孝儒；有被凌迟，而老百姓生啖其肉的大明长城袁崇焕。。。。。。
经历了大明一朝，华夏子民的民族劣根性被放大，整个民族由开放走向关闭，相互猜疑的特性被人为的刻进了民族的基因里，冷漠，自私，奴性这些困扰现代社会的民族性格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成形。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明朝是由一个完全的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朱元璋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其目的就是让朱家的天下长治久安，老百姓都安安稳稳的呆在一个地方做好羊的角色。
朱元璋的权利设计之中，没有与权贵集团，读书人分取利益的原则，在朱的眼中，天下都是他一个人的，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大权独榄。在朱元璋执政时期，对官员，上至国级，下至小吏，无论大小，想杀便杀，灭族更是频繁，凡是能威胁到他朱家天下的，无论开国勋贵、地方豪强，能幸免的是极少数。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胡惟庸案，被杀三万多人，清的是文臣集团，一年后的蓝玉案，杀掉两万多人，清的武将集团。在朱元璋杀人如麻的淫威下，官员清廉可能被杀（只因帝王不放心），贪污更可能被杀，名臣会被杀，伶臣也会被杀，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既然做官随时有丢掉性命的危险，所以官员也就没必要管老百姓的死活，享乐一天是一天。
不做官行不行？
不行，在朱的眼中，不出仕就是看不上他老朱家或者是心里有怨望，所以不做官的名士也是杀而后快。他发布的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许多名士因些被诛杀。
老百姓呢？以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是否会给些温暖给他们？
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为禁止官员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 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牧主可用。”在朱的心里，老百姓就是完完全全的猪狗，是在长成后用来享用的。
在封建王朝，老百姓确实就是羊，帝王就是牧羊的，无非拔毛多少而已。但历朝历代，君权都给最底层的人留下了人格的些许尊重，给士大夫阶层留下了部分精神自由的空间。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管他心里是否真的这样想，至少在官方的宣传中是这样，最起码在表面上做到了尊重底层人。惟独在明朝，百姓真的像牛羊一般被圈禁在一个个小地方，没有通行证（路引）不得外出超过百里。社会日常也被朱设计得细细的。整个社会因此毫无活力和生气。人都老老实实的呆在原地，做什么都是设计好了的，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宋朝与金、蒙对抗，经历了几百年，即使偏安一隅的南宋，也独力抵抗了武力强盛的蒙古军队一百多年。在军事上，宋胜蒙古的大战役并不少见，名将数不胜数。崖山之战，跳崖殉国的南宋最后的精英多达数万人。
明末，自明初皇帝不信任大臣，文臣不信任武将，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被彻底地融入到君、臣、民的思想中。每个人都是活在面具之下，表面一套，背里一套。崇祯轻杀袁督帅自毁长城，不信任不采纳边防统帅洪承畴提出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抵御满清的方针，轻率地督促边军速战而导致松锦之败，更使得宁远防线独木难支。这一切都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吴三桂看在眼里。及至李闯王的起义大军威逼北京，吴三桂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率军缓行勤王。等到李自成的部队打下北京城后对宗室贵族进行了杀戮掠夺，与李自成达成协议的吴家也未能幸免，被洗劫一空，加之李自成部下大将对陈圆圆的霸占，使得吴三桂冲冠一怒，最终转投满清，成为了满清攻打大明的急先锋。
满清的天下，几乎就是由这些汉将带将汉族的部队从北到南打下来的。而蒙古灭宋，却是蒙古人一寸山河一寸血付出巨大代价才完成。宋亡，几万人自尽殉国，明亡，无数汉人投降并调转矛头充当先锋。
宋、明灭亡时读书人的反应。
宋词给我们留下了悲壮雄伟的爱国诗词。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破阵子》、陆游的《示儿》这些诗词家喻户晓，士大夫阶层在国破家亡的威胁下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生后名。这些诗词脍炙人口。
而明朝呢？读书人，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我看来，即使这点也没做到。崇祯死时，只有一老太监陪同。而明末，投降敌人的文臣武将不计其数。崇祯痛呼满朝文武尽是误国之人，而对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明朝皇帝对士大夫阶层的不信任，防范，任意屠戮视而不见。
明朝官员只懂做官，不懂经济，不知变通，死守规矩，对内外的变化视而不见，安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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