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生活在一系列基本设定中。
秦始皇的设定是，只要措施得当，皇位传承就可以万世不绝；一个中国古代举子的设定是，只要窗前苦读，就能金榜题名；资本的设定是，只要投资正确，财富就可以永远增值。
而阅读的好处就在于，通过更多人的故事知道那些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牢固。
有关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设定”已变，而当事者惘然无知的故事。
日本人原先的设定是：一个新型工业国打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是可以轻易取胜的。而取胜之后，是可以予取予求的。先在战场上赢一次，然后在谈判桌上再收割一次。
不能说这个设定没有道理。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的战争都是这么打的。
欧洲的君主们打仗非常看重决战，把所有赌注一次性压上去，败者割地赔款，胜者赢家通吃。
中国早期的战争也是这样。比如“输赢”的“输”字，左边是车，右边是船，是“运输”的意思。为什么“输”后来又衍生出“败”的意思呢？因为打仗打败了的后果，就是把财货子女给对方运送过去。所以败家也就是输家
日本人此前的经验也是支持这个“设定”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在决战中战胜了清朝，于是清朝割地赔款。十年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又赢了，俄国把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抗日战争之前的日本人，就是想照着这个剧本再来一回。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抗战之前，日本高层有人说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后来有学者考证，原话实际上是“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这两种措辞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灭亡”是指彻底征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日本人明知做不到，做到了也统治不了。那什么是“解决”呢？就是和中国决战，战胜之后，中国政府按照惯例，投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日本把在战场上收获的利益落袋为安。
但是日本人的想法落空了。
南京沦陷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中国人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九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要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有人能回答出来。
——魏风华：《抗日战争的细节》
不仅南京陷落之后，中国没有屈服，武汉陷落，华北陷落之后，乃至国民政府准备从重庆迁都西康之时，中国都没有屈服。
为什么？
国家和人一样，历史上的成功会严重地缩小他们的视野，以为只要前提重演，结果就会重演。他们往往忘了，历史的基本“设定”也是会变的。
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当时面对的是两个君主国。君主把国家看成自己的私产，一场仗打输了，止损认赔就是。
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雏形。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任何人的私产。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谁都不能替中国人做主，把土地和主权拱手让人。这就注定日本和那时的中国打仗只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死斗。
以前我就看到过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当时只知道这是一句豪言，并不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战略意义。
蒋百里生前遗留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
——曹聚仁：《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
蒋百里的这句话，讲出的是一个全新的战争逻辑。在这个逻辑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设定：
可以败，但是不认输。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中国一败再败，但是绝不认输，也绝不和谈，导致日本在战略上陷入绝境，随后发动了珍珠港事变。日本侵华的故事既是一个血泪悲剧，也是一个抱着过时的设定，自寻死路的闹剧。
人世间的竞争，往往并不是力量和智慧的决胜。博弈双方虽然在下同一盘棋，但是各自脑子里的“设定”并不相通。最后决定胜负的其实是谁的“设定”更符合时代潮流。
书籍的世界里，有最丰富的人类文明图景。
有的图景给出一个设定，要我们求解出结果。
有的图景呈现一个结果，要我们逆推出设定。
还有的图景则让我们看到，设定如果错了，会导致多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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