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系出名门，却把自己称作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天资聪颖，通晓人情，但待人穿衣皆我行我素；她貌不倾城，却以绝世的才华惊艳了时光。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半生缘》等被一次次改编成影视剧搬上荧屏。她是张爱玲，一个独自欢喜，静默从容的民国才女。
倾世之才，却换不来半生温暖
幼时家庭变故，带来灰色时光
她生于名门世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母亲黄素琼是南京黄军门的女儿。虽然父亲生活奢靡腐化，但家里到底是书香门第，藏书不少。所以，年少时，张爱玲就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岁的时候，张爱玲的家从上海搬到了天津。他们住在花园洋房里，此时的张爱玲，身在锦绣之中，成天被成群的仆佣所簇拥着，是受尽娇宠的公主。但这样的时光倏忽而逝。八岁以后，生活发生巨大的转变，张爱玲的快乐少了许多。那些近乎灰色的年月，塑造了她性格中异于常人的部分。
张爱玲的父母因为种种矛盾隔三差五地争吵，最终协议离婚，张爱玲跟着父亲继续生活。父亲再婚后，张爱玲的少年生活由此彻底阴郁了起来。张爱玲孤僻的性格越来越明显，她总是情绪低落，不爱说话，常常拿个本子，静静坐在旁边，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或者低着头，在那里写小说。
而之后与继母之间的隔阂与争吵，则成为了张爱玲逃出家门的导火索。
以文字为生，她惊艳了一座城
从父亲家逃出来不久后，在母亲的提议下，她选择了继续读书。香港大学的三年时光，却让她觉得温暖。当然，她仍是孤僻而自我的张爱玲。她总是很难与人相处，从来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上，很少在意别人的反应。
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第三年，战火烧到了香港，她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上海，住到了姑姑家，在赫德路 192 号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故居爱丁顿公寓
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及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此时的张爱玲毅然选择了以文字为生。以她的孤傲性格，似乎也没有其他路可走。
1943 年，张爱玲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沉香屑 •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 第二炉香》。她并没有投稿，而是直接带着稿件去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不久后，这两篇小说就出现在《紫罗兰》的复刊号和第二期上，均占显著位置。周瘦鹃还在“编者例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了张爱玲。
1943年8月，《万象》杂志刊出了张爱玲的文章《心经》。其后，直到 1944 年元月，《万象》几乎每期都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杂志，《万象》把张爱玲迅速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文艺圈。张爱玲以最快的速度，达到了创作的顶峰。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出来。《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金锁记》等作品连续发表，让整个上海文坛为之震动。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她已名动上海滩。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曾说，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突然间，张爱玲在上海几乎是人人皆知。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回忆说，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再上街就变得招人耳目了。走在街头，总有读者认出张爱玲，喊她的名字，或者索要签名。
为爱痴狂，却换不来现世安稳
她是旷世的才女，却也是寻常的女子。虽然习惯了冷漠与孤单，她却同样渴望爱情。在青春年华正好的时刻，张爱玲遇到了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应对涉世未深的张爱玲，胡兰成“得心应手”。不久之后，张爱玲就将胡兰成视为了知己。她认为，胡兰成懂她的悲喜。
于是，她愿意以尘埃的姿态，去面对这份爱情。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只写了婚书为定：“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后来，抗战结束，身为汉奸的胡兰成不得不四处逃难。张爱玲千里迢迢去温州看胡兰成，发现了他身边有别的女子。她希望胡兰成给她个交代，却被他斥责，于是黯然离去。
思量再三后，张爱玲最终给胡兰成写去了绝情信，彻底了断了这场爱情。
岁月无声，她悄然离开
抗战胜利后，她悄然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暂逗留后去了美国。在美国，她遇见了美国剧作家赖雅，开始了一场“沉默的婚姻”。赖雅虽然已近暮年，但是给了她很多慰藉。张爱玲不喜欢漂泊的感觉，她终究需要安稳。
可惜赖雅并不能在经济上为她提供多少帮助。与张爱玲相识的时候，他也正是前途未卜。后来的若干年，他们辗转流离，生活很是苦涩。
后来，赖雅病逝。张爱玲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活，很少出门，甚至连邮箱也懒得打开。她几乎是退出了纷乱的俗世生活。她选择了离群索居，这是她喜欢的生活方式。
1995年9月8日，她在美国的公寓内离开人世，因为独居，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已经过世。从寂静走向寂静，了无痕迹。她来得不声不响，去得不惊不惧。
《到底是上海人》
作者/张爱玲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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