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政之三河经验（下）

秦政之三河经验（下）

上回说到秦昭王九年至十一年，孟尝君率领齐韩魏三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最终迫使秦昭王割地求和。秦昭王割的是封陵、武遂等黄河北岸的新地盘，原先就属于魏国与韩国在河东的辖区。这场让秦国很狼狈的战争，并没有秦国失去函谷关外最大的军事据点——宜阳。换言之，秦国河外军依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虽然应该达不到韩宜阳“十万材士”的规模，但动员数万人参战or支前还是没问题的。

秦昭王十二年，王舅穰侯魏冉重新做了秦国相邦，给楚国送粟米五万石以讲和，把老将司马错从巴蜀调来，打响了反攻河外的第一枪。考虑到北方秦军在三年函谷之役中损失不小，司马错很可能从巴蜀二郡抽调了相当多的精锐。后来参与乐毅联军攻齐的秦尉斯离，据出土印玺等资料来看，是巴蜀这边出来的武将。司马错拔魏国南部的襄城。然后曾经坐镇宜阳的楚贵戚向寿，当时做着上郡守，率军进攻韩国的武始。他手下有多少是上郡军，有多少是宜阳兵，没明确记录，我也只能猜测都有。两战两捷，第三战攻打韩国当时在河外最大的重镇新城。一旦让秦国得手，韩三川郡的残余地盘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

新城，被楚军打下国。秦国联韩击楚时，帮韩国夺回来过，现在要重新抢。本来是向寿继续指挥，但魏冉举荐白起代替向寿为将。左庶长白起此前没有独立统兵出征的记录，但这不代表他缺乏战斗经验。甚至他很有可能在当年攻打楚军占领的新城时，就表现突出。总之，白起拔新城，晋爵为左更。至此，秦国基本控制了洛阳周边的伊洛流域。假如白起率领秦军从伊阙进入洛阳盆地，借两周之道，继续沿着黄河南岸的主要交通线东进，韩魏首都圈都要被波及。于是伊阙之战爆发了。

伊阙之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秦、韩、魏三方记录都是魏韩联军被灭了24万，所以这个数字没什么问题，最多是讨论一下到底是战卒死得多还是“厮养卒”死得多（我不用辅兵这个称呼，因为当时有“厮养卒”这个专用名词）。不管怎样，这个巨大的人口损失，彻底改变了秦国征伐三河的形势。魏韩联军相当多的兵力和粮草来自黄河北岸的河东、河内地区，还有原先河外地区的部分兵力。白起以少胜多，一次性歼灭大量有生力量，导致三河之地的魏韩守备力量元气大伤。

白起在战后顺势拔了五座城。虽然没留下地名，但合理推断，黄河以南、洛阳以西尽为秦土。河外之地从此成为秦国稳固的地盘。白起还北渡黄河，【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在河东插了一根钉子。接下来，白起与司马错瞄准了河东、河内的连接点——垣、轵、邓等地猛攻，击败了那里的魏军。要知道，魏国河东郡是靠这些据点与魏国河内地区、大梁首都圈保持联系的。从商鞅、张仪开始，秦国就有通过切断交通线来迫降or围歼敌国地理单元的军事传统。

白起、司马错、魏冉铁三角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打击与外交迫降，最终于秦昭王二十一年拿下了整个河东。【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国在河东设郡治理，把安邑的魏民赶到了魏国，赦免一批罪人移民实边，同时也通过赐军功爵的方式来招募移民。什么人会被赐爵吸引呢？应该是那些无爵or低爵的人居多。至于赦免的罪人，不排除是以赦戍卒的身份在那里干苦活。总之，秦国用当年张仪治理陕县的法子来料理安邑。毕竟，这里是魏国的旧都。至于其他的河东地，自然还是以故魏民居多。

这次大规模人口置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河东平原与关中平原其实联系很密切，要不是黄河硬生生拆散了它俩，本该是一体的。河东郡后来成为秦国攻打三晋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反正赵国太原郡、韩国上党郡、魏韩插花瓜分的河内，都在河东郡的打击范围内。甚至可以说，秦国没有河东，就拿不下上党与河内，长平之战也打不起来。

魏冉后期的战争，打魏国大梁多，但实际兼并的地盘，主要是河内的温县等地。河内情况比较复杂，魏、韩、赵、卫的势力犬牙交错。司马错生前拿下一部分，魏冉拿下一部分，白起在长平之战前，切断南阳太行道，又迫降韩国的野王，从而迫降韩国的上党郡。长平之战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秦昭王到河内赐爵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驰援长平。你要是较真的话，这里面的河内军人有多少来自入秦多年的轵、邓老民户，有多少来自后来魏冉迫降的温县故魏民，有多少来自刚投降没几年的故韩民（特别是野王人），就很微妙了。反正他们跟投降赵国的韩上党民做了不同的选择。

从长平战前到邯郸之战，再到秦始皇时王翦平邺地，河内一直是秦与三晋拉锯之地。河东已成为秦国东征的坚实跳板。从邯郸败退的秦军，也是退守河东站稳了脚跟。诸侯联军没攻克河东，甚至也没能一举收复河内，又被秦军夺回了河内的西半段。

战国七雄的战争，大多发生在秦与三晋之间。秦与三晋之间的战争不是直接发生在三河之地，就是跟三河之地息息相关。换言之，战国时代没有比三河之地遭受长期兵灾更严重的地理单元了。战国的人口伤亡，恰恰多在地狭人众的三河之地。哪怕是长平之战，赵军的惨烈不必赘言，号称死者过半的秦军，只怕来自河东、河内、河外的兵员不在少数。

邯郸之战让秦国河东郡与河外地盘（未设郡）承受了最大的损耗。相对而言，河外反而相对容易恢复。特别是秦庄襄王时期，吕不韦灭东周，蒙骜迫使韩国割让成皋、巩，洛阳盆地纳入秦国版图。秦将原有的河外之地连同洛阳盆地合并为三川郡。

在河外设三川郡，对于秦国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年西周在镐京与雒阳设都，搞两京制，就是注意到华夏西部与华夏东部两大板块不容易整合。不设置一个副中心在东部坐镇，天下难安。三川郡对于秦国而言，跟坐镇长江上游的蜀郡、扼守长江中游的南郡一样，是要命的地方，比河东、河内还要命。所以，秦国在治理这个原属韩、周的地区，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做法。

三川郡的基础当然还是郡县制，而且是比原先更为成熟的郡县制。没有搞实封诸侯坐镇，但把洛阳十万户赐给了文信侯吕不韦做食邑。也就是说，大秦相邦吕不韦对洛阳没有治理权，但赋税收入都进了他的账户。所以，他养得起一万僮仆。所以，他能养数千门客，大搞吕氏春秋文化工程。吕先生治国，以秦政的实用主义为基础，但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特点，让秦政变得更为丰富多样。河外三川之地，恐怕是当时全秦国最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边郡。当初秦昭王派兵灭西周，周民还东逃来着。吕先生的灵活与开放，加上郡县制的升级，让三川郡没几年就彻底融入秦国。（记住！秦国本身也是多元一体的，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并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变成千篇一律。）

吕先生死后，洛阳十万户的赋税就进了国库，可以供养更多边防军了。三川郡巩固了秦国对河外之地的统治。秦军从此具备了在关外长期屯驻数十万人马的能力。接下来，无论是兴兵横扫河内，还是在魏国大梁以北打出个东郡，还是攻取韩国控制的嵩山地区，三川郡都扮演了进攻跳板的角色。甚至在秦末动乱时，三川郡始终是秦国保皇派在关外最大的基地，最终因孤立无援而被攻克。

河内一度给大车轮封地之外，基本上还是坚持实行郡县制的。没有像河东郡那样，把治所的人口置换成故秦民。也没有像三川郡那样，按吕不韦的思路来搞。河内之地在战国晚期遭受的战争，比已成为内地的河东多多了，三川郡也不如河内战损厉害。王翦攻取产粮能力排河内第一的邺地后，秦国得以在赵国首都邯郸以南长期部署数十万大军。

秦国治理三河之地，用了跟巴蜀、南郡不一样的思路。一开始就是走郡县制方向，但设郡跟得地不完全同步。河外之地最先拿稳，但直到灭周才设三川郡。河东是一被拿下就设郡。河内是秦统一后才正式设郡。但设郡与否，并不影响秦国对三地的实际控制。

因为，秦国从昭王时期开始就有“邦尉”领军驻郡。以前也说过，白起在伊阙之战后升为“邦尉（国尉）”，很可能是河外秦军的总指挥。河内长期不设郡，但从司马错打下轵、邓之后，秦设河东郡之前，秦河内军就已经成立了。

秦平三河之时，也是秦国扩建边郡新军之时。

秦国的三河之师，跟司马错、白起、魏冉、王龁、蒙骜、王翦等人的渊源很深，也恰好是秦军杀人斩首最多的时期组建的几支劲旅。由此来看，河外与河内正式设郡之前，很可能是靠邦尉这样的武官来主持政务的。尤其打仗最多的河内，不专门设郡，但实际上有统兵数十万的大将节制（主要是王翦时期）。

河外、河东、河内之师有名将指挥，参与过许多著名战役而建立功勋，三地之民入秦后也很快成为军功爵制的受益者。三河军民饱尝战争之苦，却也吃到了战争红利，甚至比巴蜀南郡兵更容易吃到中原混战的战争红利。这使得他们对秦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远超后来秦灭六国之后只有战败者身份的新黔首。

总之，秦国在河外、河东都用了置换重要城市人口的策略，在河内则用赐爵征兵等方式把原属多国的民众纳入紧张的长期战争中。三河之地有过一定程度的分封，但主要是用郡县制解决问题。但设郡跟得地不一定同步，不像一统天下后那么整齐划一，非常有战争年代便宜行事的特点。

三河之地作为战国时代人口损失最惨重的地区，伤亡基本都与秦国东征有关。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惨烈的战争也在解决三河之地固有的地狭人众矛盾，重新分配了利益。特别是魏之河东、韩之河外，都有大贵族挤占大量田产造成平民失地的尖锐问题。秦国的普遍授田与军功益田，给了从战争中活下来的多数三河之民一定的希望。三河之民在三晋统治下，也免不了要向外输出。在秦统治下向外输出的胜率更高，所以……

反正秦末动乱时，三川郡是顽固的保皇派，河内郡沦陷较早，也是反复撕逼之地，河东郡沦陷较晚。这些中部地区的郡县并非反秦势力发源地，后来也被刘邦视为故秦地，跟巴蜀、南郡一样纳入汉朝中央直属地盘。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对三河之地的治理还是算成功的。但秦政的三河经验无法推广到灭六国之后的新地盘上。那些地区的区情不一样，而且时代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