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燕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表示：
中国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他们只重视孩子的在校成绩是否提高，忽略了对孩子基本生活技能的培养，然而，一个只知道学习而却缺乏基本生活技能的人，势必在应对未来生活上会遇到重重困难。
另外，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专家——崔永华也对此发表了看法：
培养孩子做家务能力的同时，也是在教育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他们势必会遇到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正是帮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的重要推力，他们会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建立独立解决问题的习惯，并学会承担责任。
孩子在做过家务之后，也会对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报以更多的感激之情，他们会更加理解父母，学会换位思考和关爱父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孩子做家务的例子，一直以来，尽管我都在给身边的亲戚和朋友灌输这种培养孩子做家务习惯的理念，但收到的很多反馈都是：他们明白，教孩子做家务对孩子的未来大有裨益，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帮孩子做完了所有家务。而且，家长总觉得现在孩子的学业负担太重，他们应该更多地帮孩子分担家务。
但是，不管是学业还是其他因素，都不能成为孩子不做家务的原因。
在了解知识的前提下真正参与实践，才能最终掌握知识。
Harvard study, almost 80 years old, has proved that embracing community helps us live longer, and be happier
哈佛大学一项历时近80年的研究数据表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幸福长寿。
When scientists began tracking the health of 268 Harvard sophomores in 1938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y hoped the longitudinal study would reveal clues to leading healthy and happy lives.
早在1938年大萧条期间，该研究就对268名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追踪记录，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项纵向研究揭示出通往健康幸福生活的秘诀。
They got more than they wanted.
研究结果超出他们的预期。
After following the surviving Crimson men for nearly 80 years as part of the 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 one of the world’s longest studies of adult life, researchers have collected a cornucopia of data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所(Harvard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是世界上研究成人生活时间最长的研究所之一，他们对留下来继续参与研究的的男性参与者进行了近80年的跟踪记录，收集了大量有关他们身心健康的数据。
Of the original Harvard cohort recruited as part of the Grant Study, only 19 are still alive, all in their mid-90s. Among the original recruits were eventual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d longtime Washington Post editor Ben Bradlee. (Women weren’t in the original study because the College was still all male.)
在格兰特研究最初选择的哈佛学生中，至今仍在世的研究参与者仅剩19人，他们都已年逾9旬。当初参与研究的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编辑的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当时大学里几乎都是男性，所以女性不在最初的研究中）
In addition, scientists eventually expanded their research to include the men’s offspring, who now number 1,300 and are in their 50s and 60s, to find out how early-life experiences affect health and aging over time. Some participants went on to become successful businessmen, doctors, lawyers, and others ended up as schizophrenics or alcoholics, but not on inevitable tracks.
另外，研究人员还扩大了研究范围，把关注对象从参与的男性扩展到了他们的后代，以探究早期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之后的人体健康和衰老的，后代人数目前达1300人，年龄均在五六十岁左右。一些参与者后来成了成功的商人、医生、律师，而其他人则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沦为精神病患者、酒鬼，但好在他们还有机会回归正途。
During the intervening decades, the control groups have expanded. In the 1970s, 456 Boston inner-city residents were enlisted as part of the Glueck Study, and 40 of them are still alive. More than a decade ago, researchers began including wives in the Grant and Glueck studies.
在这几十年里，研究的控制组进一步得到了扩大。20世纪70年代，格鲁克研究（Glueck Study）对波士顿平民区的456名年轻人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40人目前仍然健在。十多年前，研究人员决定将参与者的妻子也纳入格兰特研究和格鲁克研究的研究对象中。
Over the years,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participants’ health trajectories and their broader lives, including their triumphs and failures in careers and marriage, and the finding have produced startling lessons, and not only for the researchers.
多年来，研究人员对这些参与者的健康轨迹和广泛生活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包括他们在事业和婚姻上的成功和失败，研究结果给包括研究人员在内的所有人上了重要的一课。
“The surprising finding is that our relationships and how happy we are in our relationships has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our health,” said Robert Waldinger, director of the study, a psychiatrist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a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aking care of your body is important, but tending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a form of self-care too. That, I think, is the revelation.”
该研究的负责人、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精神病学家、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精神病学教授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教授说：“这一结果令人惊讶，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快乐程度对我们的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固然重要，但管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自我照顾方式。我认为，这就是这个研究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阿里∙鲍克（Arlie V Bock）医生成为哈佛大学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和当时已经发家的零售业连锁富翁威廉∙托马斯∙格兰特（William Thomas Grant）一起酝酿了这项研究。按照鲍克医生的说法，医学研究把大量的关注都放在了产生了器质性病变的人们身上。而他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永远也无法弄明白究竟人们怎样生活，才能过得更好。鲍克医生的研究选取了一组很好的实验对象——一群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打算跟踪研究这些精英是否，又如何成为“人生的赢家”。鲍克觉得这群年轻人有能力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对他们跟踪分析，一定能全面地找到产生这群优秀的普通年轻人成为人生赢家的心理及生理的各种因素。
带着良好的愿望，鲍克医生组织了一支横跨各个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成员来自医学，生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医学和社会工作。他还拉来了学术大牛作为顾问，包括赫赫有名的阿道夫∙梅耶（Adolf Meyer，1866 –1950，对整个20世纪精神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泰山北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首任心理科负责人，曾任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主席）。基于医学记录、学业成绩和哈佛学院院长的推荐，研究团队选取了268名（主要是1943及44级本科学生）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研究者认为他们选取的实验对象堪称完美：他们是美国最好的大学里的学生，清一色的白人男性，体格健壮，心理健康，学业优良。
和格兰特研究项目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称之为“格鲁克研究（the Glueckstudy）”的项目。这个项目原本由哈佛大学教授、波兰裔美国犯罪学家谢尔顿格鲁克（SheldonGlueck, 1896 – 1980)）主持，研究对象包括456名出生于波士顿附近贫困家庭的年轻人。该项目完成后，格兰特项目也将这批年轻人纳入研究对象。
格兰特项目在美国再度为普通人关注，得益于沃尔丁格医生的前任，项目主持人、哈佛大学教授、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乔治∙维兰特（George Vailant）。基于格兰特研究，他出版了三本书。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7年，讲述了截至研究对象47岁时的一些研究结论；第二本书出版于二十余年之后，介绍了截至研究对象步入耄耋之年的一些研究结论；在第三本，也就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本《Triumphs of Experience（经历的胜利）》，由哈佛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分享了更多关于这个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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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思小伦哥
来源：博珂英华（微信公众号）
博珂英华：专注财经以及英语的知识分享、教材编写和提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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