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篇：历史的洪流，起于细小的尘埃
1）天子守国门的经济规律
除了宋朝以外，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
秦、汉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关中，它们的外患在西方和北方。此时，逐水草而居的匈奴王庭也在河套以北，他们经常从北地郡、上郡侵略中原王朝，上郡属于边塞。定都长安的汉朝，其实也是天子守国门。
当时的经济中心靠近西边。只有处于经济中心的势力，才能获得建都的机会。这是不以英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
做生意，就会有交易地点。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能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能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史书中山西名人很多，李渊和李世民也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英雄。
秦汉时期，关中地缘板块太优秀了，只要坚守潼关，就可成就万世基业。但是，成也地缘，败也地缘。随着定都长安的时间越长，到唐朝时期，关中越来越难以承载巨大的压力。
于是，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了，西边不再是财富汇聚的经济中心，长安也永远失去成为都城的条件，只能做地域性质的省会。因此，依附于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延续繁华。所以，北宋的很多宰相、将军都来自河南。
钱在哪儿，事就在哪儿，人才也容易在哪儿扎堆。
经济中心东移，那么以长安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结束后，即将开启的就是东部沿海经济。北宋和契丹不东不西，明显是个过渡。元朝定都北京以后，中国的经济、军政、地缘格局基本定型。
从地缘来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海洋的交汇点，定都北京可以有利控制海陆的万里江山。而且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后，资源可以通过重修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定都北京的朝廷拥有东北、蒙古、华北、江南的资源，收钱方便，花钱也方便。
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和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把经济中心收入囊中。
根据经济中心东移的规律，王朝选择北京做首都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长安、洛阳、太原是汉、唐帝国的铁三角，经过宋朝的开封、泉州过渡之后，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经济中心东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关中到江南这么简单，而是脱离大陆转移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止步于海岸线。既然没有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那么衰落则是必然的。只不过曾经衰落的是山西和关中，如今衰落的是整个中国。
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是气候和环境。也正是从唐朝开始，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开始逐渐恶化。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消失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逐渐沙化，气温越来越冷。在农业时代，这是很要命的。
那些王侯将相的传奇，无不屈服于历史和经济的规律，而历史和经济规律又受制于环境的变幻莫测。
2）帝国的豪门、阶层和分裂
东汉时期，国内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他们占据广袤良田，却只登记一小部分，剩下的都是隐藏起来不用交税的黑田。老百姓为了免税，就把户口和土地都挂靠在豪族名下，然后租地耕种，这样每年能省不少钱。豪族和百姓都得了利，只是坑了朝廷。刘秀搞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却没成想一刀下去竟把帝国的脓包捅破了，动了天下人的蛋糕。于是，就出现了“盛世造反”的奇观。
汉和帝之后，汉帝国的权力中心发生转移。为对抗豪族，皇后培养外戚，皇帝则扶持太监，东汉的局面就此进入了“二人转”时代——皇帝幼小，太后扶持娘家人执政；皇帝长大后联合太监，重新夺回政权。
豪族作为朝廷的捧哏，大部分时间和双方都可以合作。
东汉帝国为什么会有外戚和太监掌权呢？因为豪族阶层太强大，脆弱的皇权必须寻找盟友和代理人，才能达到权力的平衡。外戚、太监、大臣，又是一个铁三角。
此后百年，东汉就在脆弱的平衡中维持生命，直到历史中走来了袁绍和董卓，才结束这一切。可当这一切结束后，汉朝也完了。
黄巾起义爆发，这是东汉晚期的农民战争，规模非常之大。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张角的号令下，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向官僚地主发动了猛烈攻击，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拥兵自重，虽最终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军阀割据、东汉名存实亡的局面也不可挽回，最终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曹操晚年蓦然回首，亲手扶持的寒门子弟有了豪族化倾向，最终他也失去雄心壮志，留下“分香卖履”的遗言。夷陵一把火，烧掉刘备的全部希望。对面的司马懿，终将接过袁绍的梦想，让历史回到原本的位置。曹操、刘备逆天改命的姿态，犹如向人间播种希望的盗火者，虽然火光渐渐熄灭，却留给世人一个冲锋的背影。
3）创业黄金时代的终结
624年，是创业黄金时代终结的一年。杜伏威暴卒于长安，辅公祏兵败江淮，天下再没有能与李唐相抗衡的力量。再往前推几年的话，画面会更精彩：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一朝击破；宇文化及、刘武周、罗艺终究是在沙滩上裸泳；还有无数的英雄豪杰，成为时代的炮灰。
时代大潮风起云涌，无数创业者白手起家，纷纷“敲钟上市”，称王称帝。当风云急转直下，创富神话就露出马脚。真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时代造就英雄，也把草根创业的列车停在了624年。
4）安史之乱：大唐盛世的一颗毒瘤
冯太后把无主荒地全部收归国有，按照一定比例分给失业农民，他们每年向朝廷交税。这就是隋唐“均田制”的起源。在这套系统下，门阀和贵族是免税户，只有接受国有土地分配的农民，才是国家的固定税基。
就如何才能管理好国有土地和农民，李冲建议：“可以在农村建立基层组织，一竿子捅到底。”于是，“三长制”华丽出炉。朝廷分5户为一邻，25户为一里，125户为一党，分别设立了邻长、里长、党长。这一套改革，历史书上叫“太和改制”。
就这样，冯太后以国有土地为基础，安顿了流离失所的农民，国家有了稳定的税收，并且加强了基层组织的管理，在乱世中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秩序。
50年后，北魏早已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配套的“府兵制”，让朝廷有了固定的兵员和军队。均田制、三长制、府兵制，就是接下来的隋唐帝国强盛的密码。
这套制度有一个核心问题：朝廷必须持有大量土地用来分配。
当时的大唐有种怪现象：农民都在辛勤劳作，但是很多都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天下富庶，朝廷却始终缺钱花。这种现象，在李世民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成为社会的主流，直到李隆基时代，由于国家没有充足的土地用来分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
国有土地制度崩溃，导致国家财政体系永远不健康，兵役制度也涣散了。为了应付复杂的边境战争，李隆基不得不把军事、财政、监察权力赋予节度使，培养了一堆土皇帝。而人一旦尝到权力的甜头，就很难放下。
安禄山坐拥东北，早已培养了自己的嫡系势力。李林甫手腕高超、资历深厚，可以镇得住他。可杨国忠在外人眼中就是一个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想拿人作筏子、当垫脚石。怎么可能呢？于是，安史之乱爆发了。
为什么李林甫能专权19年？为什么杨国忠可以爬到宰相这样的高位？绝不仅仅是搞斗争和裙带关系换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他们能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到钱财。
从这点来看，所有奸臣都是相似的。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都是在旧秩序崩坏时能用特殊手段解决燃眉之急的人。
时代的巨变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安史之乱，只是几百年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凝结了千万人民的血与泪。
5）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大宋立国初年，鉴于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朝廷奉行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换取军中大将权力的路子。抑制军人权力，其实是刻在宋朝皇族骨子里的基因。五代十国的教训、依靠政变立国的历史，时刻提醒赵家要对军权严防死守。
宋朝的另一项家法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军人在宋朝的地位很低，岳飞那么厉害，也只有做到太尉以后才能取得和文官同等的地位特权。
赵构登上皇位以后，更是敏感至极。如果不是风云际会，做了一回漏网之鱼，皇位是轮不到他头上的。登基初年，赵构的合法性是不稳固的。
祖传基因和人生阅历让赵构十分缺乏安全感，并且对军权有热切的渴望。金国俘虏“徽、钦二帝”北上，宋朝国祚被拦腰斩断，让朝廷的威严严重丧失，所以赵构的任务也很简单：恢复朝廷权威、收拢兵权。这就是议和的基础。一旦议和成功，有了金国册封和祖传基业的加持，南宋朝廷的合法性就算是重建了，不管强不强大，起码能活着。
而朝廷稳定以后，有了一纸合约，边境暂时不需要打仗，正好可以着手削除兵权，把大权集中到朝廷手中。在赵构的规划里，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赵构本身没什么雄才伟略，他的出发点完全不是恢复大业，而是苟且偷生。
赵构的心思，秦桧揣摩得清清楚楚。秦桧没什么理想，更没什么大目标，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权势地位。他顺着赵构的心思做起了主和派。秦桧要借助推动议和的政策打压主战的宰相和将军，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最大化。
于是，赵构和秦桧狼狈为奸，策划两次议和，他们只想保全江南，把个人荣辱置于民族兴亡之上。岳飞则是民族兴亡重于个人荣辱。
岳飞之死不是情商低，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民族兴亡价值观，挡了赵构和秦桧个人荣辱的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前程，为君臣铺就通天路。
在与金国的战争打到关键时刻，赵构的诏书来了，他命令韩世忠、张俊、刘锜撤军，于是岳飞成为一支孤军。正是岳家孤军，上演了最壮烈的战争史诗。
金军大将韩常曾派人请降。只要再坚持一下，岳家军就能大获全胜，收复长城以南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可岳飞没有等来援兵，而是十二道金牌。
岳飞太厉害了，只要他不死，就不能议和。金国那边担心他还活着，会被重新启用。所以，最后岳飞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了，可悲可叹啊！
“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君臣二人也知道岳飞死得冤，一辈子都对“岳”字耿耿于怀，甚至把岳州改为纯州，这不是心虚嘛。
6）历史周期律：什么才是普通人最好的时代
在历史周期律中，很多大一统的王朝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高宗、武则天时代，宋朝的真宗、仁宗时期，明朝朱瞻基的宣德年间。能生活在此时的人们，基本是老天爷赏饭吃，可遇而不可求。王朝起步和没落期，都是苦日子。
王朝初期是牛人的好时代，不是普通人的好时代。勤俭节约是王朝初期的特质，干什么都精打细算的，舍不得花钱，也不讲究吃穿，一切以积累为主。
盛世正处于抛物线的顶端，辉煌之后必然是衰落。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盛世也并不完美。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规模，基本垄断了可见的资源。
由于古代没有科技创新，平民百姓的上升渠道已经被堵死。一层天然的隔膜，让权贵、士绅、贫民成为老死不相见的群体。不出意外，阶层固化将永远存在下去。
土地兼并盛行，很多人连饭碗都保不住。存量市场的激烈竞争，出现“笑贫不笑娼”的观念，纸醉金迷的奢侈风气盛行。很多男人为了发家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女人为了嫁得好而费尽心机，大家都一致向钱看。普通人建不起房、娶不起老婆的比比皆是。
盛世王朝已经处于两极分化初期，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条路径再往下走，便是乱世的到来。
上升期的时代为什么最好呢？因为有希望。国家发展依然处于增量。此时距离开国不远，土地还没有被瓜分干净，人口增长也没有达到承载极限，每年都能看到经济指标向上涨，所有人都能上车分果子。这时，开国雄主的余威还在，官吏不敢过分踩踏红线，社会风气也有勤俭节约的意思，纯粹的纸醉金迷还没有普及。
7） 1644年：千年国运的转折点
明朝正值小冰河时期，气温骤降，从北京到广州，寒冷远甚如今，大雪压垮房屋也是常事。
崇祯年间，小冰河进入极寒期，气温也降至历史的最低点。那些年，冻死的人不在其数。
大寒过后，往往是大旱。气温过低，天气又干燥不下雨，导致粮食减产，本来就收入不多的百姓面对官府的逼税，只能抛家弃田，到外地求活路。实在饿极了，人相食也是常事。
李自成所在的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此后，他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闯将一直成为闯王。这群人没有理想和目标，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生或死，成与败，都不由自己做主。他们最初的动机，不过是想吃饱饭。
三边总督杨鹤对崇祯皇帝说：“饥民造反是因为没饭吃，只要拨款赈济，一定能平定叛乱。于是，崇祯拿出十万两私房钱，交给杨鹤用来招抚。效果确实很好，但有效期只有半年。
半年后，补助用完了，而崇祯再也拿不出钱了。农民活不下去，只有重操旧业。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从此以后，农民军在中原纵横多年。
原本按照朱元璋的设计，明朝应该是武将、文臣、藩王相互制衡，这种权力结构可以保证皇帝大权独揽。可日后的历史走向，却出乎朱元璋意料。
藩王和武将都被废去了“武功”，只留皇帝和文臣相互博弈。为了寻找盟友，皇帝不得不培养太监。明朝的太监被人骂了很多年，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太监强势的时期，也是皇权鼎盛的年代，比如刘瑾、魏忠贤时期。
但崇祯皇帝不懂，他一出手就把魏忠贤废掉了，却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盟友。从这来看，崇祯有点像王莽。他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态去闯荡现实主义的世界，结果一定会头破血流。
努尔哈赤带领的女真有八旗制度。虽然弱小，但也可以集中全部资源，用于战争，甚至开疆扩土。明朝虽然资源多，但是都分散在豪绅和藩王之手。明朝的军饷、人事、派系都十分散乱，就像一个虚弱的胖子，所以在局部战场上总是失败。
明朝和汉人，就是输在不团结。
1644年，士绅有两张面孔：在李自成的占领下拼命造反，在清朝的占领下一腔热血地表忠心。看似矛盾，其实一点儿都不矛盾。他们很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什么的，早已抛之脑后了。
8）令贵妃的争宠记，大清国的贸易战
乾隆的令贵妃、嘉庆帝的母亲、晚清六代皇帝的老祖宗魏佳氏，原本是包衣出身的宫女，她的祖辈是汉军旗包衣奴隶。奴隶生下的孩子仍然是奴隶，正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但她幸运地得到了旗人的身份，可以参加选秀。又因为美貌聪慧，顺利打败了其他竞争对手，一路走上人生的巅峰，提拔速度之快堪称火箭速度，最后更是坐上了皇贵妃的宝座。
乾隆最大的文治功绩，便是编纂了《四库全书》，据说是““中国最全的百科全书”。这部书在编纂的过程中，成功实施了无数次残酷的“文字狱”，杀害了不少反对者，在传承中国书籍的同时，也删除了不利于统治的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也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1792年，中国，乾隆沉醉于“十全武功”的美梦中，培养的和珅却掏空了大清朝；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资产阶级大革命达到高潮，出了一个拿破仑；英国，斯当东带着英国的科技、文化来到东方，而东方皇帝却对这些世界新事物透着蔑视。
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中、法、英三国所经历的不同际遇，将结出三种不同的果实。不论是苦是甜，他们都没有选择是否咽下的资格。然而，历史的转折，也在悄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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