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对一个社会系统而言，什么才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受近代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很多人会立刻反映出“自由”、“民主”、“平等”等这样的词语。如果真能无拘无束、人人平等，世界该多么美好？

果真如此吗？

且不论人与人是否能够实现平等，就拿自由来讲，一个社会系统中，如果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如果你厌恶一个人，能否“自由”地去伤害他，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又能否“自由”地去占有她，或者你沉迷于科学，那能否“自由”地去克隆一个人出来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于是大家会说，自由又不是让你去干那些违法乱纪或者伤风败俗的事情，没错，你看，大家此时都会承认，自由也是有前提的，以此类推，平等也好、民主也罢，统统都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要首先得到满足，后面讲的这些美好的梦想才能得以实现，显然，这个前提，才是最宝贵的东西。

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最近在阅读经济史的书籍过程中，有两个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分别发生在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的南海泡沫。

简要回顾一下这两起事件的过程——

法国密西西比泡沫

众所周知，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法两国就成为重要的对手，差不多是隔几年就会发生战争，一打起来就持续好几年。尤其是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卷入了大半个欧洲，战后英法两国都欠下了大笔的战争债务。

怎么消化这笔战争债务呢？当时法国摄政王采用了一个叫约翰·劳的人给他的建议，这个建议极为大胆，就是合并重组法国好几个进行海外拓殖与贸易的公司，新公司名字就是密西西比公司，然后，政府授权新公司享有在法国所控制的美洲密西西比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而密西西比公司则承担一部分法国政府的战争债务。

那密西西比公司又哪来那么多钱替政府承担战争债务呢？很简单，向社会融资。密西西比公司用自己获得的贸易垄断权为名，向公众画了很大的一张饼，股票价格很快就一路上涨，很轻松就融到了钱，消化掉了一大笔战争债务。

尝到甜头之后，法国摄政王产生了更大的野心，打算用同样的办法把剩余战债一举都消化掉。密西西比公司于是发行了更大规模的股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购买热情，但是，当时法国的货币供给明显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支撑股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的一个银行获得授权，成为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的纸币以提供流动性。这又是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金融创新，过去都是使用贵金属本位的货币的。大量新发行的纸币大幅推高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不到半年时间涨了约十倍。法国人一时间都陷入疯狂状态，拼命抢购股票，看上去法国的战债问题就要解决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泡沫，因为法国在美洲的属地人口稀少，密西西比公司的贸易规模根本发展不起来，所以很快就有人开始甩卖股票，股票迅速崩盘。

也因此，法国在1720年下半年陷入一个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社会财富在这个过程中经受巨大洗劫，国家元气大伤。

英国南海泡沫

海峡对岸，就在密西西比公司股价如日中天的时候，英国政府发现原来可以这样轻松地解决战争债务问题，便给了本国的南海公司类似的授权，试图让南海公司来消化掉战债。

南海公司在当时英国财政部长的主持下，搞了一次债转股的金融创新——南海公司把英国政府900多万的债务全部接收下来转成股权，这样一来，英国国债的债权人就变成了南海公司的股东，由南海公司负责向股东支付股息——由此，英国政府从债务的枷锁里面解放了出来了。

显然，这个金融创新算是南海公司给英国政府帮的忙。所以，一方面政府赋予了南海公司很多的特许权，比如说南美海域的专属贸易权等等。另外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南海公司的利益被绑定在了一起，那么很多人就开始利用政府信用的背书来对南海公司的股票进行概念炒作。

说到概念炒作，咱们现代人可就再熟悉不过了。南海公司拥有南美海域的专属贸易权，于是，市面上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说秘鲁、墨西哥这些地方都发现了黄金。这家伙可不得了，由于那时候通讯并不是很发达，人们非常迷信这种小道消息。所以，市场一下就被炒得火热，南海公司的股价就开始飞涨了，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上涨了十多倍，到了1000多英镑。

整个英国一下子就为之疯狂了。包括英国国王，还有大科学家牛顿这样的人物，都陷入了股票致富的梦想里边。大量的资金涌到市场上，想买南海公司的股票，买不到，就开始往其它的股份公司流，只要是股份公司的概念，只要是股票，就会有人追逐、炒作。整个英国的资产就迅速地金融化和泡沫化。

于是，南海公司自己吹的牛，演变成了整个英国的资产泡沫。

很自然地，对泡沫和对危机进行监管的呼声就出现了。于是到了1720年，就通过了《泡沫法案》，对这种遍地开花的股份公司进行了严厉的整顿。其中有一条，规定成立股份公司需要得到王室的特许权。那这一条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当时市面上很多没有拿到特许权的股份公司，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非法。一个非法的公司股票当然是一钱不值了，股民自然也就血本无归了。

这个监管的初衷，本来是要对股市进行治理整顿。但是，监管者没有想到的是，市场出现了资金的踩踏出逃啊，悲观情绪就像瘟疫一样开始蔓延，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同样地，就影响到了本来政府要保护的南海公司。

南海公司的那个泡泡一下子就被这种情绪轻易地刺破了，股价就呈现出雪崩式的下滑，几个月时间，跌掉了九成的市值。牛顿当时把自己的后半生的积蓄全部给搭进去了。所以，整个英国市场动荡，很多投资者都是倾家荡产。

英法金融危机后截然不同的结局

两国几乎同时陷入类似的危机，但是这个时候，两国在解法方法上就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英国主持解套的人叫做沃波尔，因为享有善于理财的名声，在南海泡沫破裂之后，被再次任命为财政大臣。

1720年8月，哈奇森发表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经过计算给出的建议》，严重质疑了南海公司“每年的利润”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公司所承诺的分红毫无意义。股票价格一路跳水，已经从数周前的1000英镑跌至400英镑，沃波尔大为震惊，他所面临的局面，是政敌要求的“非常合理”的公开审计的要求，这一呼吁显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所提出的，因为，一旦审计，高层的内幕、甚至政府和王室成员的不法信息将浮出水面。

沃波尔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个人的财务积累，都有赖于见不得光的财务运作。他更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稳定市场，又不用实施真正的政府或财务问责。

沃波尔首先要求政府向公司放贷，以使公司继续运行下去。随后他成功说服了英格兰银行，由其承担南海公司近400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把自己持有的银矿交给铸币厂，通过这种方式承担向政府缴纳赎金的义务。沃波尔还充分利用了几年前成立的一个减债基金，这个基金是用长期国债偿还了短期国债所形成的利息差，由此产生的财政盈余来设立的，沃波尔以这个减债基金为担保，发行了新的国债来解决财政困境，人们的信心逐渐恢复。政府的信誉快速恢复，让英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度过了危机。

沃波尔的努力，换来的是，投资人每100英镑挽回了52英镑的损失，由此带来市场以及金融业的平稳，君王统治的稳固，当然也包括自己以及所在的辉格党的权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这次危机中，法国王室愚蠢地将皇家银行和铸币厂的管理大权继续委托给约翰·劳，王室认为他是理财圣手，但他只是一位优秀却不值得信任的苏格兰赌徒（在法语中，他的名字写作1’as，意思是王牌）。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中熟悉金融财务的专业人士屈指可数，国家银行更不见踪影，这导致法国不得不以高昂的利率，继续向瑞士人借钱。对于政府信用、货币、会计核算等工具以及整体金融市场等，法国王室和公众已经信心全无。在自由放任、缺乏财务改革的背景下，在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步履维艰，它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受到极大的阻碍，时常徘徊在破产的边缘。

稳定的宝贵价值

英法两国的比较，最大的差异就是，在面临危机时刻，当权者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实现“稳定”的社会，还是“自由与平等”这样的理想？

理想固然美好，但无数的案例都已经证明，所谓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是新统治阶层的口号，呼喊完毕，社会又回归了传统的统治结构。反而，看似维护了既得利益者的“稳定”方案，实则带来更安全、更高速发展的社会。

稳定，是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尤其体现在社会政治系统之上，更是敏感与复杂。

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并非什么都一成不变，那是僵化的系统，好的稳定，是在保持连续性和有序性基础之上的动态平衡。

对于群体性的人类而言，如果没法保持稳定，那么人类天性就会得到无节制的释放，整个社群就会陷入处理各种动荡之中，而无法统一到一致的发展目标上来。美好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

“稳定”才是社会系统最宝贵的资产。